王鑑《秋山图》读记

口 秦明   2016-05-08 11:59:21


口 秦明

近年来,关于王鑑的生年为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的研究成果,渐为画史学界所采认。对于王鑑的传世绘画作品特别是早期的作品,便有了需要再认识的客观要求。上海博物馆藏王鑑《秋山图》,创作于崇祯十年丁丑(1637),即应为其二十九岁时的、迄今无人怀疑的、可信的早期作品。此作为纸本墨笔画,除王鑑的二则自题外,又有王士騄、陈继儒、王时敏、查士标四题。本文拟对诸题略作读记。

一、王鑑自题(之一)

《秋山图》中王鑑自题二则,相隔达十一年之久。其一云:

钤“弇山堂”印。秋山图。丁丑夏日,仿梅道人笔意。琅琊王鑑。钤“王鑑”、“玄照氏”印。这里提到了梅道人吴镇。据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

梅花菴主秋山图外录书画舫云:项氏藏梅花菴主秋山图,绢本巨幅,轻描细染,不类平时纵逸之笔。惜乎无诗,仅有款识一行耳。

妮古录云:乙未(1595年)三月十一日得法书通释、翰林要诀抄本于武塘市肆。因念梅道人戢身撮土,市腥相匝,反不若此书袭余芸蕙中,为洗尘以庆其遭。由是可知,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了项元汴曾收藏有吴镇《秋山图》,不知王鑑此“仿梅道人笔意”的《秋山图》是否与之有关,但至少在所题“无诗,仅有款识一行耳”这一点上,二者是相似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引录的陈继儒《妮古录》,虽有“梅道人戢身撮土,市腥相匝”之语,却不知与“梅花菴主秋山图”是何关系,俟考。

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王鑑于此题之上,起首钤“弇山堂”一印,末署“琅琊王鑑”一款,二者前后呼应,似乎又是隐喻着什么?王鑑曾祖王世贞有《弇山堂集》,弇山堂则在弇山园内。该园系王世贞所构,俗呼王家山,位于太仓城隆福寺西,广七十余亩,极尽亭池卉木之胜,在当时即被誉为“东南第一名园”。其豪阔华奢之状,于《直隶太仓州志》《镇洋县志》中更是连篇累牍。但好景不长,弇山园却在王世贞后人手中迅速败落。王世贞死后,其子王士骐将其所居弇山园的一部分易名为贲园。王士骐性虽奢侈,尚能传续家声,但至王鑑的父亲王瑞庭时,家道便迅速败落了,弇山园被其挥霍变卖,终致四分五裂,不复旧观。王鑑之父王瑞庭穷奢极侈,在琅琊贲园中三建廓然堂,终使家败,以致使廓然堂连同琅琊贲园一并易主为吴伟业所有,改名为“梅村”。吴翌凤引《娄东耆旧传》,指出弇山园“至元照(王鑑)时一拳石,一篑土皆零粥之矣。惟弇山堂转施南广寺为天王堂,乃于弇园故址筑室,曰染香”。因为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以前,“弇山园”就已经“转售人,不复旧胜”。因此,弇山园昔日之辉煌,于王鑑而言,不过是消失的地平线〔1〕。王瑞庭无才无德,不保家业,其唯一遗产就是子嗣甚众。琅琊王氏祖业被王瑞庭挥霍殆尽,致使王鑑这一代子弟徒有名门世家虚名〔2〕。“弇山堂”印与“琅琊王鑑”款,既表明了王鑑对先祖先业的追怀及自己的身世,也正是王鑑要卧薪尝胆,重振祖业,再现昔日辉煌心迹的流露。的确,此时的王鑑已近而立之年,于吴中艺林,堪以绘事立身,并成就名望,较之其父王瑞庭“败家子”形象,已是天壤之别了,这是时人有目共睹的,亦是王鑑引以为荣的。或许正是因为王瑞庭的品行不端,声名狼藉,为人所不齿,才下由其长子王鑑“恩荫”出仕〔3〕。

二、王士騄题

王士騄题在“丁丑秋日”(1637年),为该图的第一位题跋者。云:

画家惟元人以趣胜,然大家渊源多出自董、巨,吾家玄照于此道中慧心巧骨,一往遂登作坛。此帧虽仿梅道人,而墨气、皴法法妙得董、巨三昧,盖直遡梅所从来。予不知画理,而所见颇不少,妄谓目前当推为第一手,具只眼者定不以予言为私也。丁丑秋日闲仲甫士騄题。

王士騄及其子王瑞国,是王鑑的堂叔祖和堂叔,作为最为亲近的同族长辈〔4〕,他们对以绘事立身的王鑑尤为关切,并寄予了厚望,推誉更是不遗余力。除此《秋山图》外,还知王士騄题王鑑者有二:一是《仿黄公望山水轴》,王鑑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春(1638),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一是《北固山图》,王鑑作于崇祯十二年己卯六月(1639),现藏广东省博物馆。《仿黄公望山水轴》王士騄题云:


[清]王鉴 秋山图 124.2cm×54.5cm 纸本设色 1637年上海博物馆藏

予初不辞画理,每见吾家玄照画,极爱之间,从以重价购得之,妄拟其皴法墨气之妙,深得董、巨三昧,不直闯大痴、梅花道人堂奥。今见外论渐归,有谓压倒昔时吴中诸名手。而见其所诣,可以无古人者,兼信者当之矣。王右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先弇州文章为昭代第一人,固不第诗中画,乃玄照画中诗,亦已分摩诘之半,吾琅琊复占一不朽绝艺,何快如之。为浮大白而题其上。真率居士王士騄书,时年七十有一。《北固山图》王士騄题云:

家廉州玄照摹古画靡非优孟也,而于董巨尤深入。昨岁一麾,时甫离案牍,历长路风尘,望江南佳山水而作此图,神襟奕洽,意色欲飞,更是其得意之笔,蓄此者亦厚幸矣。披玩不忍释手,终当据之。崇祯己卯暮冬七十外老人士。

题竟而蓄者见之,遂割爱,易一宣炉。其值颇不轻也。并识。闲仲又书。蔡星仪先生尝言:“可见这位叔祖对侄孙王鑑是多么的赞誉、奖掖、推举。又过一年(1639),己卯暮冬,这位叔祖看到侄孙的《北固山图》,又第三次题跋,大加称赏之后还写下‘披玩不忍释手,终当攘之’的心愿。果然,在跋后又有小字记下终于用一个昂贵的宣德炉让侄孙将此轴割爱了。从以上王士騄的三段跋文可以看出这位叔祖对侄孙王鑑的推举、扬谕,此情真是无以复加了。”〔5〕

王鑑作为琅琊王氏世贞一脉仅存的硕果,被寄予了太多中兴家业、再展宏图的期冀,同族长辈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以上王士騄所题三图,恰与王鑑早年的“节节进步”有关,闲仲叔祖定感欣慰,即使自言“不知画理”“不辞画理”,然而挥毫落诸位笔端,仍旧是知无不言,畅快淋漓,此心情使然也。王鑑能够较早成名,王士騄厥功至伟。

三、陈继儒题

陈继儒题跋紧随王士騄之后,系七言绝句一首。云:

毕钵罗峰迥入霄,不逢猿鸟不通樵。谁施横木如飞栈,半月仙人一换桥。

玄照司寇此图极得梅沙弥画脉,而布构极奇。眉公题。其中陈继儒已称“玄照司寇”,故应是1638年王鑑“由恩荫历部曹”〔6〕后的题识,而“司寇”二字则点明了王鑑出仕官职当与刑部有关,恰可与王鑑好友张学曾“曩在都门,王廉州为比部郎”〔7〕的记载相印证。陈继儒所称“司寇”虽属冒称,却是对晚辈王鑑仕途腾达的由衷祝愿,亦表达了对王鑑曾祖、仕至南京刑部尚书(人称“南司寇”)王世贞的崇仰之情。陈继儒卒于1639年,故此题当在1638至1639年间。陈氏的题跋在王鑑画作中较为罕见,亦是此《秋山图》为可信的王鑑早期作品的重要依据。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此或为陈继儒于王鑑最晚一题〔8〕。


[清]王鉴《秋山图》(局部)

陈继儒与王世贞之子王士骐(字冏伯)、王世懋之子王士騄(字闲仲)熟稔。其文集中有《祭王冏伯吏部》《王冏伯诗叙》《寿王闲仲六十叙》《王闲仲集叙》等文。陈氏尝曰:“囧伯(王士骐)神锋太峻,逸季(王士骏)通脱自喜。奖名誉,慕风节,俊辩生风,清论格物,此司寇(指王世贞)子弟之家风也。亭伯(王士骃)慎密,闲仲(王士騄)怡厚,渊季(王士騋)简俭,征叔(王士駪)体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推挹而无弹射,有遵晦而无横飞,此奉常(指王世懋)子弟家风也!人谓司寇潇洒如仙吏,奉常华整如天人,余谓司寇之父子如公西华,奉常之父子如曾皙。”(《茂才王征叔暨配史孺人合葬墓志铭》,《全集》卷三十五),还有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王冏伯尝延眉公训其二子王瑞庭、王瑞珏〔9〕。陈继儒与琅琊王氏间不同寻常的关系,由此可管窥一斑。

四、王鑑自题(之二)

十一年后,王鑑又自题七言绝句一首。云:

十年踪迹任飘蓬,不向丹青问拙工。今日闲窗重把玩,画中犹作故人逢。戊子夏六月,湘碧鉴重识。钤“玄照”印。王鑑“戊子夏六月”(崇祯二十一年,1648年)的再题,“以十年踪迹任飘蓬,不向丹青问拙工”的诗句,道出了出仕、罢官的遭际,预示着其书画生涯的最终结果。熟识王鑑的人,定能从中有所感悟。

归隐故里的王鑑,将十一年前所作《秋山图》再次“闲窗重把玩”之时,“画中犹作故人逢”的“故人”,又是指何人呢?他就是王鑑的“闲仲叔祖”王士騄,此时当已作古,而早年留下的感人至深的题跋仍旧历历在目,成为王鑑心中难以磨灭的永恒记忆。图中驰骑奔向阳关道的年轻人,与执杖独立孤桥凝视远方的老者,似乎正是王鑑 “戊寅(1638年)入都”〔10〕,离别故乡情境的再现,与当时祖孙二人的情形颇为契合。而创作于崇祯十年(1637)的《秋山图》,是这一幕的预示还是巧合呢?王鑑从中不仅见到了故去的亲人,而且看到了十一年前的自己。陈继儒“玄照司寇”的题识,赫然入目,无疑又再次加深了王鑑同是“故人”回忆………往事似过眼云烟,当下的他,则已是渐趋图中的老者了。

无独有偶,王鑑1638年正月所作《溪山深秀图》,是送给堂叔王瑞国的。王鑑自题“溪山深秀。戊寅正月,仿北苑笔意,呈彦翁叔父教政。小侄鑑”。起首亦钤“弇山堂”印,末钤“湘碧”“臣鑑印”二印,其中“臣鑑印”印极为罕见。如果说《秋山图》上王鑑1637年的印、款还只是隐喻的话,那么《溪山深秀图》上的臣字款印,已定是昭示无疑了,其意欲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似乎已迫不及待。但正月即出仕似又不太合乎常理,所以只能解释为,此时王鑑“恩荫”一事已“尘埃落定”,王鑑已具名分而得授官职印,只待最终成行罢了,《溪山深秀图》中的景致依旧却人去楼空,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1637年,王鑑是否已“沸沸扬扬”获悉了“恩荫”消息,而在《秋山图》中作出了上述种种隐喻和预示呢?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秋山图》与《溪山深秀图》就是王鑑对“恩荫”出仕这段经历的自我诠释。士优则仕,不能免俗,但其结果并不如愿,才有了“十年踪迹任飘蓬”的慨叹。而诗中“不向丹青问拙工”一句,虽有文辞修饰的成分,却也道出了王鑑在这十余年间疏于绘事的不争事实,亦是王鑑早期作品不多见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王时敏题

王时敏一题,位于王鑑“十年踪迹任飘蓬”一诗之下,且无明确年款。云:

玄照画道,独步海内,赝作纷纷,不无鱼目混珠之叹。昔人题名迹谓“如岳阳楼亲见洞宾,觉世间画本都不类”〔11〕。余于此图亦云然。王时敏。王时敏此题后收录于《王奉常书画题跋》中,该书又名《烟客题跋》,上下二卷,以宣统二年(1910)通州李氏(玉棻)瓯钵罗室刻本最为普遍。倪埙序云:“此卷题跋世无刊本,未悉何氏所存。昔为李芝陔观察搜得草本,耄年未遑校讐,付其宗家筠坞太守,太守暇则编校,节食贬衣刊刻成帙。”又李玉棻序云:“此卷世鲜知者,涿鹿尊行芝陔老人昔在商丘宋牧仲裔孙家得见钞本,字多蠹蚀。仓卒借钞,无可校正,故久未示人。癸卯秋初,棻以索读遂得所归,藏之箧衍。倏忽七年,客冬晴窗雪夜手自校讐,以付剞劂。”从序中可知,《王奉常书画题跋》虽刊刻出版于清末,但出自清初宋荦后人家藏钞本,此底本虽“字多蠹蚀”,却非零落散乱,故内容编次定有据可循。笔者认为,从体例上看,《王奉常书画题跋》既不是按书画装裱形式划分,也不是按作者姓氏归属,而是以王时敏题跋时间的早晚排序。这在该书上卷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可以从为数不多有明确纪年的题跋中得到印证。(表一)

《王奉常书画题跋》共收王时敏题跋177篇,上卷83篇,下卷94篇。上卷第1至24篇为书法,绘画自第25篇始。其中题自作者最多,凡46篇,题王鑑者次之,计26篇。此《秋山图》王时敏跋收列于上卷第48篇,即《题玄照画》,参照《表一》,排序恰处于“卷上/44”与“卷上/52”之间,故可推之其题写时间当在“清顺治五年(1648)九月”至“清顺治七年(1650)夏秋”之间,是在王鑑“戊子夏六月”(1648年六月)再题之后完成的。昔人评《王奉常书画题跋》多“奖掖后进”,“甚加褒许”,于“王圆照”等“同时人”更是“极其推崇”〔12〕。检阅26篇题王鑑者,确是如此,陈词间不乏新意,褒奖中尤见真挚。(表二)而此《秋山图》内,王时敏谓“玄照画道,独步海内”则更属罕见。姑且不论其内容,仅就图中此题书写的位置及字之大小而言,亦是与奉常“劳谦自抑之雅度”〔13〕暗合。也正是因为王时敏对晚生十七年的王鑑的大力推赞,于是,在客观上才有了“二王”之誉的开端〔14〕,此《秋山图》可为较早一例。

六、查士标题

查士标一题位于王鑑二则自题之上,虽亦无明确年款,但当是此《秋山图》上最晚的题跋。云:

画法自文、沈而后垂二百载,而娄东二王先辈崛起名家,近复有乌目山人亲承法乳,由是吴中绘事之盛,鼎足艺林。而圆照独师仲圭,晚更直遡北苑,造微人妙,往往有出蓝之能。如此幅沉厚秀逸,不易见也。御青持以相示,赞赏弥日因识。士标。查士标题跋中称王时敏、王鑑为“二王先辈”,又称“乌目山人(王翚)亲承法乳,由是吴中绘事之盛,鼎足艺林”。此正是“三王”并称的先声。故宫博物院藏有查士标、王翚合作的《名山访胜图》《鹤林烟雨图》,分别创作于康熙十年(1671)、十一年(1672),又查题且称王鑑为“圆照先生”,以避康熙帝讳,推知《秋山图》中查题亦当在此一段时间内,即大约在1672年前后,或还要再略晚些。得以新安派中著名人物之一的查士标如此夸奖,足以表明,继“二王”在画坛声名鹊起之后,“三王”鼎足之势亦日渐形成。因此,查士标一题,是最早隐含提出“三王”并称的一种说法,较王士祯《居易录》中“江左三王”的概念的提出,要早二十余年〔15〕,似更具远见卓识。

另,査士标有缘得见《秋山图》,乃是“御青持以相示”,“御青”即吕士鹤表字。吕士鹤, 生卒年待考,主要活动于清康熙时期,系吕应昉次子,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从业于王炜,能诗,曾灿《过日集》选其诗多首。士鹤长兄士鵕,生卒年亦不详,字邻秩,号任庵,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贡监任鹿邑知县,乃查士标之婿。吕氏与查士标属同乡姻亲关系〔16〕。由此可知,康熙年间,此《秋山图》已转到吕氏手中了,而此前应是由王氏家族甚至是王鑑本人亲自保存的。由于王鑑画风中晚年多有改变,加之早年之作本就不多,所以査士标感慨《秋山图》“此幅沉厚秀逸,不易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余论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下》一书中指出:王鑑“由早年、中年的板实圆浑,变到晚年(七十左右以来)的比较尖硬而细刻,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例子”。鉴于近年对王鑑生卒年研究成果的认同,一些早先被置为王鑑早年的作品,又增一甲子,成为了晚年之作,甚至有的直接被否定为伪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参照徐邦达先生“板实圆浑”的鉴定意见,对王鑑早年的作品再作审视,不妨就将此《秋山图》与其他同样已有定论的早期作品结合在一起,略作学习、体认,以说明为什么《秋山图》会得到查士标“沉厚秀逸”的评议,又为什么王鑑早年就已享誉画坛,以致出现“赝作纷纷”的少见现象。这其中除了王鑑绘画才能的早慧外,还与其出身世家名门、族中长辈王士騄等大力推举、艺林前辈王时敏极其推崇等外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时间有限,这些问题待以后再作专论。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责任编辑:任军伟

注释:

〔1〕参见李安源《王鑑〈梦境图〉研究》第70~7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3月版。

〔2〕参见李安源《王鑑〈梦境图〉研究》第33页。

〔3〕王瑞庭,史多不载,故生卒年不详。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十五“选举”记载,王瑞庭为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武举人。王鑑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恩荫”出仕,年三十岁,推知,此时王瑞庭至多不过五十余岁,虽已家破,但尚不至人亡。如果此时王瑞庭已卒,那么下由其长子王鑑“恩荫”,则更无可非议。

〔4〕 据《太仓州志》载,王鑑同支叔祖王士骕(王世贞次子),“年三十六岁卒”,王士骏(王世贞三子)“卒年仅二十九岁”。

〔5〕蔡星仪《王鉴生平之几点考证》,《收藏家》2011年第7期,第72页。

〔6〕《太仓州志》卷十九,转引自郑威《王鑑年谱》,见《朵云》1989 年第3 期,第96 页。

〔7〕王鑑《仿叔明山水立轴》(顺治十三年丙申春,1656年作),张学曾题跋,故宫博物院藏。比部郎,明清时对刑部及其司官的习称。

〔8〕王鑑《仿黄公望山水轴》,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春(1638),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亦有陈继儒一题,云:“书必竹简,篆隶有之。颜、柳借篆、隶,必正为即此法也。尽者画也,画以皴为主,董、巨、范、李妙在于□,昔有大痴,今有玄照,谁复解此三昧乎?若斧劈并吴中尽兹便行,四大家不从此入。八十一翁陈眉公记。”陈继儒生卒为1558—1639年,古人虚岁记龄,署“八十一翁陈眉公记”,可知陈继儒此题当在1638年,或较《秋山图》一题早之。

〔9〕参见李斌《明清文化视野中的陈眉公》第72页,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7年9月版。

〔10〕王鑑《北固山图》题跋,广东省博物馆藏。

〔11〕语出传世王羲之《曹娥碑》墨迹,黄石翁题跋,云:“《曹娥碑》石刻善本,亦未易得,此卷乃在澹轩秘箧,如岳阳楼亲见洞宾,觉人间画本具不类。澹轩十袭珍之。”

〔12〕〔13〕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第27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14〕画史学界一般认为吴伟业在《画中九友歌》中最早提出“二王”的概念,时间在1652至1653年间。

〔15〕清初著名学者王士祯《居易录》中说:“王翬,字石谷,自号乌目山人,常熟人。画与太仓王太常时敏、王亷州鉴齐名,江左称‘三王’。”画史学界认为这是第一次出现“三王”这个概念。《居易录》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

〔16〕有关“御青”吕士鹤文献鲜有记载,有之亦多与其父、兄有关。参见汪世清《故宫所藏渐江的七件作品》一文,载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 7-9》,北京出版社2000年3月版。另有汪世清辑《明清黄山学人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版,亦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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