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美术发展与画派问题

2016-05-08 10:54:37


近来关于“画派”问题有不少争议。画派是中外艺术史都曾出现的普遍现象。就中国而言,画派的产生和认可,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自然产生,逐步形成,后世认可。如明代的“浙派”和“吴门画派”。这两个画派的代表人物(戴进、沈周和文徵明)都没有自我标榜画派的创立,只是到了晚明才被人们(如董其昌)加以冠名和认可。二是自觉追求,意向明确,著名当时。如晚明的“松江派”。这一画派的代表人物董其昌有非常强烈而鲜明的开宗立派意识。他不仅在画派画风的推行上践履躬行,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一套明确而系统的说法(如南北分宗)。这一画派几乎一开始就名享一时,从者甚众且影响久远。在西方也是如此,尤其是西方现代绘画—如达达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这些西方画派的艺术追求更加明确而自觉,理论主旨(往往有宣言作出理论阐发)更加鲜明而独异,审美特征也更加突出而标新。

画派似乎不宜以本质主义来加以规约,而可借用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说法来解读较为合适,这是讲,画派乃是由一个在理论见解、审美主张、艺术趣味、表现手法具有某种类乎“家族相似”的群体所构成。

以“家族相似”来解读,就不应过于苛求画派严格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尤其是画派中个体风格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一个画派中每一个画家风格往往并不完全重合、雷同,他们大都具有个人的手法和风格意趣,但从总体上看却仍然禀袭了某种如同家族血缘关系的相似性。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但其家族血缘相似性无疑是隐然可辨的。西方“印象”画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种“家族相似”的画派产生往往与地区(方)概念相联系。准确地说,是与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传承以及人群的生理气质特点相联系。对此清人沈宗骞及后来梁启超、潘天寿都曾从不同角度作过论述。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出现的画派大体都是由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综合造成的,由此而带有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审美倾向。例如人们近来提到和研究的“黄山画派”—渐江、梅清、查士标、石涛就是如此。虽然人们对这一画派名称尚有不同说法和争议,而且这一画派名称还与“新安画派”“宣城画派”纠缠一起。但这些名称无疑都与“黄山”这一自然地理形象密切相关。细究起来,“黄山画派”的形成虽与艺术传承有很大关系,即由元人倪瓒和明人董其昌为这一画派画风提供了主要的审美资源和语汇支持,但我认为,地理因素却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当这些画家都以黄山这一自然对象和地理环境作为创作题材时—尽管他们每一个人的风格手法不尽相同,但题材的纽带—相同的山形地貌、相同的树木风水、相同的自然氛围必然无形赋予了他们某种艺术家族的相似性。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可谓“天然力之影响人事者,不亦伟哉”!加之这些画家之间(如梅清之于石涛、查士标之于渐江)就有交往、彼此影响,更使他们之间相像的血脉因子浮现在其风格的眉宇神貌中。近来有人搞了一个“黄土画派”也是如此,他们都以陕北的黄土高原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还有的画派如“新金陵画派”和“长安画派”则大约与文化传承以及这一地区人的生理气质关系更加密切。出生于北方的赵望云,作为“长安画派”的肇始者,笔墨肉乎乎的,一副浑穆的形态,按专业术语讲就是质朴、厚重,且体格雄莽,境界横骛,显然渗透和流露着北人的气质。正如清人沈宗骞所言,绘画的“局量气象,关乎天质”。而“新金陵画派”秀美、清丽、飘逸的画风则是明清以来的传统与时代化合的产物。近日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学者推举一个“敦煌画派”,认为关山月,张大千,赵望云等人都属于这一画派,因为他们都曾到敦煌临摹过壁画。这一推举可能过于夸大了某种艺术传承因素对画派确立的作用。其实上述画家后来还受到其他艺术因素的影响,这被他们有意忽略了。

判断一个画派是否确立,应当有一种比较的眼光和视野。如上述提到的“新金陵画派”和“长安画派”—你孤立地考察“新金陵画派”,就会看到傅(傅抱石)有傅的潇洒纵横,钱(钱松嵒)有钱的古雅横生,亚(亚明)有亚的恣肆激越,宋(宋文治)有宋的爽利清丽,魏(魏紫熙)有魏的雄健苍润。但你把他们与“长安画派”一比较,其家族相似的共同特点就呈现出来了。就如中国画,孤立地考察,许多大相径庭的、独异的风格样式就会堆涌眼前。可谓“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庄子语)。但与西画一比较,其家族相似的共同特点、民族的特性和审美面貌也就会同样呈现出来了。

强调和研究画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这是因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似有一种同质化趋势。尤其是在全球化潮流的蔓延下,在西方文化全方位的影响下,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在传媒手段广泛渗透的时代,中国文化—尤其是各个地区的文化都呈现出被同质化侵蚀的状态。如今各个地区的城市建设就是同质化表现的最突出的无可更改的恶劣例证。几乎是同一个格局,同一种模式,同一样的趣味—这种同质化最终会将以地区为根基和依托所培育出来的文化个性、审美个性、艺术个性逐步抹杀掉了。
好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依然还有比较独特的文化传统,有相对稳定的人口格局和相对完整的风俗习惯以及天然延传下来的人的禀赋气质,这一切都为艺术个性呈现提供了相对可能的文化空间,也为画派产生提供了相对可能的审美空间。

画派的确立和建构,一方面要遵循艺术发展的规律,自然而成,不可揠苗助长、人为打造,霸王硬上弓,不顾客观情形胡拼乱凑;另一方面,也应有一种自觉的追求意识,应当有自觉与同质化趋势相抗衡的决然心态,应当有决然彰显以地区文化为依托的画派建构之努力。只要时机、条件成熟,就应当毫不犹豫地高高举起画派的旗帜。

画派的确立和建构当然不是一种集体起哄,也不是为了抱团取暖,更不应当替代画家的个体创造。然而正像思想史许多学派一样—画派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某种艺术谱系的形成和成熟,意味着按照某种特定审美原则所构成的艺术系统内在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确证,从而可以从整体上促进一个地区的绘画水准品质的提升。山东画坛一些朋友曾对我说,他们想创立一个“齐鲁画派”。我对他们说,画派的认可需要一个大体上“家族相似”的画家群体,需要一批水平高超、审美意识明确、风格追求高度自觉的画家队伍。如果这些条件具备,齐鲁大地应当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画派—因为这一地区拥有中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思想资源(如孔子学派、稷下学宫),又有以泰山为标识的雄视天下的自然山川,还有豪气干云、行侠任气的风俗文化。如果这一画派能够确立、壮大,那么它不应当像北京地区那样一种庙堂风格和气象,不应当像江浙地区那样一种阴柔秀丽的风格和气象,甚至也不应当像西北那样一种苦寒、苍凉、严峻的风格和气象,它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方、北派风格和气象,应当是丰厚凝重、浑浑穆穆,意态自在自足,如同孔庙古柏、泰山古松和巨岩巅岗似的风格和气象。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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