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贵瘦硬始风流

李林   2016-05-09 06:37:23


口 李林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一书收集的信札可以看出,茅盾友人在与茅盾的书信往还过程中,在问候、请益、探讨之余,很多人都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获得茅盾的一幅墨宝,其中不乏巴金、施蛰存、姚雪垠、周而复等著名作家学者。对于老朋友的请求,茅盾一般是有求必应的,不过在回信中一再声明“字殊拙劣, 聊以为纪念,请勿示人”(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九》,《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1期)。对于请求题写刊名的,茅盾也是有求必应,他说:“刊物不论大小,既然能办起来, 就都有他们的一番辛苦, 我给大刊物题了签, 给小刊物也要题签, 要一视同仁, 不能厚此薄彼。”但对不相识辗转托人祈请者,因精力关系,茅盾就不得不予以谢绝了,可见茅盾的书法是被广泛认可的。但茅盾“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他对朋友们的索字并不推辞,唯独《书法》杂志请他题签,他坚决敬谢不敏。他说他不是书法家,而书法界的大家高手很多,请他们写更好”。这既是茅盾的谦虚之词,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从传统中走出来的文学大家对书法的尊重。可能是因为茅盾不以书法家自居的原因,能见到的茅盾书法作品很少,但是2014年被国内藏家回购归国的茅盾《访玛佐夫舍歌舞团》诗稿算是长篇了,该诗稿高340mm,宽245mm,共五张,是茅盾1960年访问波兰时毛笔书写的古体诗纸本手稿,原藏于波兰作曲家森格廷斯基教授手中,《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卷第411—412页收录了这首诗,原文如下:

玛佐夫舍歌舞团,盛名鼎鼎震四海。舞容婀娜间豪放,歌声宛曼而慷慨。民间风格民族魂,爱国精神照肝胆。革命乐观气昂扬,国际主义传统长。两度访华敦友谊,中波团结赖加强。我曾忝为东道主,接待嘉宾再进觞。文化交流开互惠,小杜鹃声闹洋洋。我有孙女才七岁,解唱此曲不离口。闻说爷爷聘友邦,牵衣絮语情深厚。昨晚访问客乐邻,重闻此曲心神醉。心醉岂缘一首歌,共同语言感人多。波兰自古出天才,俊杰于今联臂来。领导英明依靠党,万千贤路为民开。马列雨露育新人,鲜红嫩绿满园林。美哉赛格亭斯基,创始功勋载史乘。继承先绪有贤侣,规划辛勤气象新。十年团庆十一·六,短歌敬献为团寿。一祝鹏程万里奋宏图,再祝中波艺术之交醇如酒,三祝中波团结强,友谊天长又地久!茅盾,一九六零年九月十九于华莎。

一、关于《访玛佐夫舍歌舞团》诗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茅盾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长,1949年10月20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受任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部长”(查国华《茅盾年谱》),同时还兼任了中国作协主席,以及《人民文学》杂志等文学杂志和社会团体职务。各种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从此纷至沓来,很大程度上贻误了茅盾的文学创作。为此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1955年,茅盾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又痛苦。”1957年5月,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的发言中,茅盾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痛苦:“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茅盾实际上一直处于政治人格与自我人格、政治话语与个人话语之间的潜在矛盾和冲突中,这种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茅盾在文学创作上的失语,这种失语主要表现在他不得不从事他曾经批判过的“台阁体”的创作。

1957年,茅盾撰文批判“台阁体”文学。他指出,明永乐至成化年间盛行的台阁体,实际上是“一种平正典雅、不痛不痒、虚伪地歌功颂德、不敢触及现实的文风”。这种文体(主要是诗体)具有“宫廷文学作风”,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诗潮或文学潮流。(茅盾《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与远景》,见《茅盾文艺评论集·上》)但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创作的旧体诗中,不少篇章又落入了“台阁体”的窠臼,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们或歌颂或批判,或雅正平和,或义正词严,都是茅盾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作的,如《观北昆剧院初演〈红霞〉》(二首,1958)、《歌雄心更雄》(1958)等,是鼓吹和歌颂了“大跃进”的,《满江红·一九六三年新年献词》(1962)、《阅报偶赋二律》(1963)是批判当时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的,这些诗篇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是由诗人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是诗人的个人意志所不能左右的。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他必须出席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政治性文艺活动,为此他还写了不少应制应景之作,如《祝日本前进座建立三十周年》(二首,1960)、《听波兰少女弹奏萧邦曲》(1960)、《西江月·为日本蕨座歌舞团作》(1963)等,这些诗词雅正平和,多骈偶藻饰,其实就是在“颂圣德,歌太平”。《访玛佐夫舍歌舞团》(1960)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玛佐夫舍歌舞团是波兰著名的艺术团体。1958年9月30日,茅盾“出席我国和十个国家的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中波友好协会会长”(查国华《茅盾年谱》)。自此以后,茅盾与波兰文化界多有交往。1960年8月25日至9月20日,应波兰政府邀请,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波兰,期间访问玛佐夫舍歌舞团,因此有此作。

玛佐夫舍歌舞团1950年11月首次在华沙剧院演出大获成功,是该团成立的标志,因此茅盾在诗中说:“十年团庆十一·六,短歌敬献为团寿。”玛佐夫舍歌舞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1953年4月,在华两个月,在北京、西安、武汉、广州、杭州、天津、沈阳、抚顺、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巡回演出,《小杜鹃》《芦笛》《女主人不在家》等歌曲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诗人在诗中说:“文化交流开互惠,小杜鹃声闹洋洋。”第二次是1960年2月。在这两次访问活动中,茅盾都代表中方接待宴请玛佐夫舍歌舞团,因此茅盾诗中说:“我曾忝为东道主,接待嘉宾再进觞。”

写《访玛佐夫舍歌舞团》诗稿时,茅盾65岁,书法日臻成熟,这幅书法作品是茅盾常见的行书作品,用笔干净,笔画秀挺而富有弹力。由于结中宫收得相对较紧,所以时有线条逸出,舒展雅


茅盾《访玛佐夫舍歌舞团》诗稿


二、文人书法背景下的茅盾书法

书法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规律,但二者之间又有着不即不离、相融相渗的关系,历史上许多文学家也是书法家,如陆机、王羲之、贺知章、李白、杜牧、苏轼、黄庭坚、范成大、朱熹、陆游、郑板桥等人。从清末民国走来的学者、作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沈曾植、李叔同、罗振玉等在书法上都有不凡的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沈尹默、林语堂、郁达夫、丰子恺、郑振铎、俞平伯、叶秀山、艾青、闻一多等在书法上也有不俗的表现,而曹聚仁、徐志摩等人都曾师从清末民国时期的著名书法家郑孝胥。因为中国现代作家自小就接受传统书法教育的熏陶,不论他们是不是书法家,大都与书法文化有着天然的情缘。正如叶秀山所说:“书法艺术是文化的一种概括性的表现……我们的文化传统教育我们从小要把‘字’写‘好’,我们当然不是‘书家’,但我们不可避免地是‘书者’。”(叶秀山《书法美学引论》)由于中国现代作家的童蒙时期大多接受过书法文化的熏染和教育,在之后的生活和写作中又没有放弃毛笔书写,因此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割断与书法文化的血脉联系,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被称为书法家,但他们的诗稿、书信手迹同样为世人珍重。因此人们为他们的书法冠以“文人书法”之名。

茅盾为一代文豪,书法自是余事,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至于写字,来函所提三人,素不相识,拟请婉言辞谢。一则我的‘书法’实在约约乎,熟人相索,不敢藏拙,聊以为纪念,若推广至于友人之所识,则将为识者所笑。二则目力愈来愈差,常有飞星,不佳之字因而更不像样,限制范围,亦节省目力之一法。”(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九》)

茅盾对自己书法的评价是“约约乎”,大概是说自己在书法上没有下过多少功夫的意思。其实这是谦虚之词,“茅盾书法显然受到良好的家学沐染,从而建基了他的‘童子功’。他的祖父是一个江南的秀才,屡试不中,却善写大字,声名乡里,常常以题写匾额、楼名自娱。茅盾早年丧父,而他的母亲却精通翰墨,曾为逝夫恭书挽联。茅盾在乌镇读小学时,曾跟着一位以画遗像为生的师傅习临《芥子园画谱》。在湖州中学上学时,曾随同学的父亲初学治治印。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得书法家沈尹默、沈坚士兄弟亲炙,艺术上得以全面启智”(李建森《骨格清奇写天趣—茅盾的书法》)。可见1896年出生的茅盾还是接受了比较全面的书画教育的。

而一个人书法风格的形成首先要看他的师承,“他(茅盾)的书法初习陆润庠馆阁楷书,进而远求晋唐法帖,晋韵唐法自是行草取法的高境所在,也是溯源古法的必由之路”(李建森《骨格清奇写天趣—茅盾的书法》)。陆润庠(1841—1915),字凤石,号云洒、固叟,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官至太保、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其书法清华朗润,意近欧、虞。然馆阁气稍重,干禄之书耳。”(马永强《中国书法词典》)学习陆润庠“馆阁气稍重”的“干禄之书”,应该是出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这是绝大多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下学子的必然选择。从茅盾的书法看,在体势上始终离不开欧体的影响,在意蕴上也有清华朗润之气,这与他开蒙时期学习陆润庠有脱不开的关系。除了陆润庠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宋徽宗的瘦金体和隋代的《董美人墓志铭》了。茅盾在给施蛰存的一封信中写说:“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近来嘱写书名、刊名者甚多,推托不掉,大胆书写,都不名一格,《新文学史料》五字,自己看看不像样。现在写字手抖,又目力衰弱,写字如腾云,殊可笑也。”(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九》)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徽宗行草正书,笔式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体。”薛昂评宋徽宗瘦金书云:“直如矢,劲如铁;望之如枯藤冒树,天矫攫孥;亦如游丝袅空,氤氲直上。”宋徽宗善工笔,因此喜用硬毫并充分发挥笔毫的弹性。但宋徽宗过分强调笔法提按,用笔迅疾,似乎存在线条过于瘦劲爽利,美妍有余而韵味不足的问题。茅盾虽说“瘦金看过,未学”,但他能够在回忆自己书法时提到,证明瘦金体对茅盾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只不过应该是读帖较多,而未临写。尽管如此,茅盾的书法笔画劲瘦挺拔,行笔轻利,确实有瘦金体的影子。

《董美人墓志铭》是隋代名碑,布局平正疏朗、整齐缜密;结体洞达疏朗、恭正严谨;笔法精劲含蓄、淳雅婉丽;用笔画骨秀肌丰、修短适度,既含淳雅婉丽之风韵,又蕴挺拔端庄之气度;隶意脱尽,楷法纯正,但字形多扁方,尚存晋人小楷、北朝墓志华美坚挺之古韵,但给人以清朗爽劲、古意未漓的感觉,是唐代楷书成熟的先驱并对初唐欧阳父子一路的书风产生重大影响。清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称其“文体婉妙,是陈、隋间手笔,字迹端妍含古意,与欧、虞伯仲”。清罗振玉对其评价很高:“楷法至隋唐乃大备,近世流传隋刻至《董美人》《尉氏女》《张贵男》三志石,尤称绝诣。”茅盾说“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应该是下过童子功的,以后书法虽然化楷为行,但在结体和风神上不难看出《董美人墓志铭》的影响。

总的来看,茅盾书法强调自然的书写过程中的微妙提按顿挫,点画华美坚挺、清朗爽劲,结构洞达清奇、舒卷自如,气息精劲淳雅、挺拔端庄,醇和的书卷之气溢于笔墨之外,具有较高的书法水平。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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