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崇”款《华蹊会禽图》之鉴藏

2016-05-08 11:12:48


口 王照宇

编者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这样描述书画鉴藏的起源:“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已创立鸿都学,以集奇异,天下之奇异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这也许是有关书画、文玩收藏的最早文献记载。事实上,“鉴藏”本义是先“鉴”后“藏”。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鉴以定其真伪。”在真赝无疑的前提下,然后再纳入书斋中,谓之“藏”。而“藏”的目的在于“赏”,“赏以定其高下”,品其优劣,然后修身养性,陶冶性情。从魏晋时期的梁武帝萧衍,隋朝的妙楷台、宝迹台,唐朝的李世民,两宋的米芾、赵令畤、贾似道,元代的郭天锡、鲜于枢、柯九思,明清以来的大鉴藏家如华夏、文徵明、项元汴、黄琳、高士奇、梁清标、安岐、孙承泽、吴荣光、孔广陶、顾文彬、庞莱臣、张伯驹、吴湖帆等人莫不如斯。近世书画鉴藏家顾麟士(1865-1930)在《过云楼续书画记》中说:“东邻之子好礼,西邻之子好武,询其由然,家藏互异:一多清庙之遗,一多兵库之选。前人之藏也无心,而后人无心焉好之,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熏习濡染有不期然而然者。”这也正道出了鉴藏的根本意义所在。所谓鉴藏,其本能应该在于陶冶性情,熔铸性格。在潜移默化中,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风化雨中,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本期增设的“鉴藏”栏目,或许正是这种“教化”的转型。如果能通过我们的栏目,或示人以门径,或成为后学之津梁,或引领鉴藏导向……那正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北宋僧人画家惠崇,善画湖山小景,然存世作品绝少,对于目前存世的几件“惠崇”款作品,几无真迹存世,学界向来认为其绘画面貌难以考订。台湾地区华氏后人捐赠给无锡博物院的“惠崇”款《华蹊会禽图》,曾经清代王时敏、近人吴湖帆和张珩等大家过目,均认为是宋画无疑,然其上的“贾似道”残印和项子京几方鉴藏印均存疑窦,其流传过程与创作的具体时间实难以考订清楚。

作为北宋中后期湖山小景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存世传为惠崇(主要活动于11世纪)的作品有《溪山春晓图卷》〔1〕(绢本设色,纵24.5厘米,横18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沙汀烟树图》(绢本设色,纵24厘米,横25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秋浦双鸳图》册页(纸本设色,纵27.4厘米,横26.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柳塘鹭鸶图卷》(绢本,尺寸和藏地不详,徐邦达定为伪本〔2〕)、《宋元集绘》册(二十六页,绢本,尺寸不详,《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内有惠崇画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图录来看,《溪山春晓图》并无画家的款识,后世传为惠崇所作,其画法精致老道,勾皴点染俱全,师承家数并不清晰,较近于董巨一路,“行家”气息较重,整体画风与题材均近于《华蹊会禽图》。《沙汀烟树图》为册页小景,处理技法亦近于《溪山春晓图》,勾染多,不设色,纯用水墨,轻松但不失精致。和上述作品相比,《秋浦双鸳图》在画风上差距似乎显得大了一些,物象造型与线条勾斫均老练,敷色近于徐熙(?—975)一路,似为南宋人作。20世纪国内的书画鉴定家们认为“惠崇的画难于考定,今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沙汀烟树图》可资参考,又故宫博物院所藏《溪山春晓图》是后人据画意推测为惠崇所作,不足为凭”〔3〕。据上海博物馆凌利中研究,宋代的人们就认为惠崇之作品“自宋初即真迹寥寥”〔4〕。

元人夏文彦(主要活动于14世纪前半期)的《图绘宝鉴》对惠崇的绘画做过具体的文字记述:“建阳僧惠崇,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5〕这种充满文学意味的描述,使我们对于惠崇的图像认识依旧处在模糊状态,实难具体把握。2012年,台湾地区的实业家华绎之(1893—1956)后人向无锡博物院捐赠了一批古代书画,其中有一件款署“惠崇华蹊会禽图”的古代绘画。该画作为绢本设色小青绿山水,纵94厘米,横43厘米。全图采用“三远法”构图,画面空间渐远渐深。其中上画峰峦高耸,气势雄伟;中画云林坡岸,其间房舍林立,草木葱郁,河中渔罾晾晒于船头,暗示了渔民生活之场景;近写广溪陂岸,禽鸟依依,几间屋舍渲染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如许景致布陈与位置经营,酷肖传为北宋初期陕西画家关仝(10世纪)的名作《关山行旅图》轴(绢本水墨,纵144.4厘米,横56.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按照“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原则,笔墨简劲老辣,有粗细断续之分,皴擦加以墨渍染其间,气韵深厚,细节与人物活动都交代得十分细致,现公认为是晚于关仝的北宋晚期画家所作的画作,也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属于关仝传派,而是属于李成、燕文贵一系6〕。由是,《华蹊会禽图》当是一件有来历的本子。

一般而言,五代北宋之间是山水画绘画语言的成熟期,各种皴法开始出现,是图的山石轮廓勾勒用笔较粗,由此显示出极为清晰的山石外形,这些勒笔均为曲线,且转折自然流畅。山形蜿蜒曲折,并不过分崚嶒,似是丘陵地貌,山石的阴面处皴笔较多。整个画面虽然色泽黯淡,但依旧可以看得出画家所用的线条较为短促,且排布繁密,当是条子皴与短披麻皴的结合体,甚至还有元代画家王蒙(1308—1385)解索皴和牛毛皴的一点感觉,实际上整体的皴法并不是十分明确,但其处理手法却显得成熟老练。近景处林木的种类较多,且画家采用了相对写实的手法,不仅是形状,而且在色彩的使用上,诸如柳树、桃树的感觉都塑造得十分明确。房舍与渔罾的刻画亦工致细腻。这些物象不仅造型精谨,而且结构准确,刻画入微,显示出画者具有扎实的绘画功底和专业素养,并非一般的“戾家画”。画心的右上方边角处有七字行楷书款署“惠崇华蹊会禽图”,其后并无画家印章,笔迹瘦挺爽利,用笔多提顿,尤其是“禽”字,这种特点极为突出,近于宋徽宗的书法。虽然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图名、创作时间、画家署名、钤加书画用章等”,但也有许多不署名的情况,如可信为真迹的郭熙《树色平远图》(绢本墨笔,纵32.4厘米,横104.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李公麟的《五马图》(纸本墨笔,纵29.5厘米,横225厘米,日本东京末次三次私人收藏),另外,“宋人还有一个习惯,即款识下多署‘笔’”〔7〕,于此,“惠崇华蹊会禽图”的署款格式则不符宋人的规制,应为后添款。笔者以为“蹊”字乃“山路”之意,并不和“溪”通用,依据画面内容,似“溪”字更为妥当,不知何故却用“蹊”字。


图一 “惠崇”款《华溪会禽图》 绢本设色 无锡博物院藏


图二 “贾似道”残印


图三 “项子京印”之一


图四 苏轼《前赤壁赋》之“贾似道”印

该作品曾著录于民国时期的《张葱玉日记》与《吴湖帆文稿》,其中《张葱玉日记》载:“(1939)一月十日,友庆以宋惠崇《华蹊会禽图》见示,王时敏旧藏物,亦有项氏印章。烟客一跋,云:‘惠崇山水世不多见,此图为檇李项子京所藏,余以重估购得之。壬辰(1652)秋重为装潢,虽缣素少损而神采奕奕,犹是吉光片羽,洵可珍也。王时敏题。’惠崇山水小景世所不传,此幅宋画无疑。虽设色已黯而笔墨疏秀生动,烟客、廉州所仿,盖即此幅也。孙伯元(渊)物,故索值殊昂。”〔8〕张葱玉(1914—1963)的记载和实物完全吻合,他认为该图是“宋画无疑”,并指出王时敏和王鉴曾仿过是图。

《吴湖帆文稿》载:“(1939)四月四日,午后孙伯渊携惠崇、华縘(‘溪’字作‘縘’字,不解)《会禽图》绢本小幅,青绿,笔法甚妙,但黑黯太甚矣。四边有项子京藏字(疑为‘印’字)五六方,王烟客题字云得重价得于项氏者也。”〔9〕吴氏并无给出明确的鉴定意见,但他认为此图“笔法甚妙”,其相关描述亦与实物吻合,裱边的四边有项元汴(1525—1590)藏印五方:“神游心赏”朱文方印、“希世之珍”白文方印、“项子京家珍藏”朱文长方印、“天籁阁”朱文长方印、“项墨林父秘笈之印”朱文长方印;王时敏(1592—1680)藏印一方:“烟客真赏”白文方印。其中,王时敏的题跋当是其晚年手笔,尤近于王氏康熙五年至七年间(1666—1668)的《仿古山水册》(纸本水墨,纵23厘米,横15.4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后的题跋,该跋文作于康熙庚戌(1670),烟客时年79岁,系真迹无疑。至于项子京的几方鉴藏章,则多和《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不合,那么矛盾就油然而生:王时敏肯定该图乃项子京旧藏,吴湖帆(1894—1968)和张葱玉二人也没有明确否定项氏藏印。这些印章的印色和印文均佳,时代气息亦够,但和常见的项氏印章不和。合理的解释有如下三种:其一,在项子京的诸多藏印中,同一方印章极可能有多枚存在,《华蹊会禽图》上的印章均真,惜没有被后人录入印谱中。这一解释就解决了王时敏、吴湖帆、张葱玉皆不否定项氏藏印的原因。其二,项子京诸藏印确为伪迹,王时敏、吴湖帆和张葱玉诸人并无详细比对研究,限于鉴定中的“人情世故”,以及研究资料缺乏等可能性因素而忽略了对项氏藏印的真伪鉴定。在中国古书画鉴藏史上,王、吴、张三人均堪为“具眼”,对于常见的项氏藏印而不能辨其真伪,这种可能性应该极小。其三,作品保持了原初的装裱,而被替换画心的问题。根据吴湖帆和张葱玉的文字描述,基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即吴、张二人看到该画时的面貌就是如今的面目,至于吴、张二人过目以前的情况就难以考订了。但裱边上的明清藏印印质均好,不似近世“好事者”所为。

此外,在画心左下角,近裱边“项子京家珍藏”朱文长方印处有“贾似”二字朱文方形残印,此印应是南宋权臣贾似道(1213—1275)的印章“贾似道印”,然该作品不见于《悦生所藏书画别录》一书。该书确实著录了惠崇的一件《江南春图》,即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溪山春晓图》,而不见他图。据《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前言载:“今除煊赫名迹载悦生古迹记者不录,第录其稍隐者著于篇。”〔10〕煊赫名品载于《悦生古迹记》,《悦生所藏书画别录》所录则为普通藏品,限于《悦生古迹记》已佚,贾氏藏品全貌亦是难以考辨,那么依凭著录来佐证该图是否为贾氏旧藏则已无能为力。比对苏轼行楷书《前赤壁赋卷》(纸本,纵23.9厘米,横25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的“贾似道印”,二者相距甚远,该图属于毫无争议的贾氏旧藏,《华蹊会禽图》上的“贾似道印”无疑应为伪迹。该印为残印,另一半被裱边的宣纸所覆盖,在光影下细看全印皆在画心之上,印证了王时敏所说的重裱问题,说明壬辰(1652)秋的那次重裱是最后一次装裱,且保留至今。另,画心的边角处尚有四方漫漶不清的印章,其内容难以辨识,据其下的残裂绢质判断,它们不是近世后添之印,说明该图确是一幅经久流传之作。按惠崇是苏轼(1037—1101)的好友,即北宋后期的画家,同时该画作整体绢质气息甚古旧,并有自然砑光,毋庸置疑是明以前之物。此图究竟属于北宋还是南宋,抑或元代,尚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该图曾于1996年上拍于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此外不曾见于其他文献著录。

在1939年的1月至4月间,孙伯渊(1898—1984)携同一件古画,先后拜访了两位当时书画鉴定界的“巨眼”人物,应是出于兜售牟利之动机。吴湖帆和张葱玉在20世纪的中国古书画鉴定界,声望极高,他们的许多鉴定意见迄今依旧是古书画鉴定界的重要参考,由是对于惠崇款的《华蹊会禽图》鉴定意见,我们也不敢贸然推翻前贤成说。

(作者单位:无锡博物院) 责任编辑:任军伟

注释:

〔1〕上海博物馆的凌利中认为此图即《江南春图卷》,且非北宋惠崇真迹,而系南宋摹本,但却是最为接近惠崇风貌的珍品。见《从惠崇到赵大年—暨“惠崇小景”及〈江南春图卷〉考》,转引自上海博物馆编《翰墨荟萃》第2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徐邦达《重订清宫旧藏书画录》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杨仁恺《中国书画》第1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凌利中《从惠崇到赵大年—暨“惠崇小景”及〈江南春图卷〉考》,转引自《翰墨荟萃》第204—223页。

〔5〕夏文彦《图绘宝鉴》,转引自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第86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6〕(美)方闻《心印》第3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7〕刘九庵《古书画的款识与书画鉴定》,转引自《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第40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

〔8〕张珩《张葱玉日记•诗稿》第5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9〕吴湖帆《吴湖帆文稿》第252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10〕 佚名《悦生所藏书画别录》,转引自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第72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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