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则古,野岭荒原真美处

2016-05-08 11:12:40


马士达(1943—2012),别署骥者、老马、玄庐。祖籍涟水,1955年移居太仓。生前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社员,沧浪书社社员。著有《篆刻直解》等。

口 辛尘

编者按:2012年2月19日,即农历新春雨水的第一天,马士达先生病逝于南京,享年69岁。马先生性格朴质、不善言辞,唯于艺事矻矻以求,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书法和篆刻作品,在当代书坛、印界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今年适逢马先生逝世三周年,有赖于先生生前友朋、门生的襄助,本期特辟专题以为纪念。管中窥豹,未必能全马先生德艺之一斑;心香一瓣,或可略表业界朋友和我刊的怀念之情、景仰之意。先生有德,其泽洋洋;先生有艺,其道汤汤。愿识者珍之、惜之。

马师母来电话,嘱为马士达先生写点文字。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四个半月前遗体告别仪式的场景,不由得一阵心悸。马士达先生的巨幅遗像—平头,憨笑,目光炯炯;大厅里充满了悲恸与惋惜、缅怀与追忆、敬重与尊崇。一位卓有建树的艺术家在他的艺术臻于理想境界之际,就这样走了……

有幸与这位可亲可敬的有成艺术家相识、相交、相知近三十年,马士达先生是我的老师、挚友和兄长。但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将尽力排除感情的干扰,尽可能以客观的立场解读马士达先生,为热爱书法篆刻艺术的读者走进他的艺术世界,理解其艺术内涵,乃至评判其艺术成就提供一丝线索。

从热爱艺术的青年成长为卓有建树的艺术家,需要天赋与苦学,需要环境与机缘,需要激情与耐心,缺一而难止于至善。马士达先生天性讷于言、勤于思、敏于行,认准了目标,便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往前走。正如他吹箫,粗拙的手指按弄着音孔,乍一看,或许不被看好,但他却能吹奏得声情并茂,别有韵味。马士达先生把对艺术的一片痴情化作了锲而不舍、千锤百炼的学习原动力,他用笔运刀的深厚功力由此得来。我没有问过他是否也曾像齐白石学印那样磨得满屋石浆,但亲眼看到,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他家卫生间里的手纸全是他的书法习作。

马士达先生早年生活在江苏太仓,隶属苏州,紧邻上海,这里是明代以来书画篆刻最为繁荣的地域。但他没有“吴门”传统艺术那种优雅的作派,正如他的恩师宋季丁先生所言“阿达来自田间”—直白地说,他不是在苏州庭院书斋园林茶楼里浸泡出来的养尊处优的雅士,他是乡下人,总带着乡下的质朴与野趣。他当过兵,做过工,最终走进大学讲堂从事专业教学与创作,但无论如何,他忘不掉自己曾经“来自田间”。

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马士达开始自学书法篆刻,后来师从苏州宋季丁、沙曼翁先生。在协助整理马士达先生遗作时,我看到宋、沙二位先生给他的大批信件和书印作品,二老当年对这位看似木讷的弟子是极为器重的。尤其是性情“怪异”的宋季丁先生,与“阿达”相交忘年,往来书信动辄数页,正面背面写得密密麻麻,兴之所至,钢笔铅笔兼而用之。于书法篆刻,宋氏生涩奇拙,在用刀行笔的过程中,一任字形自然天成,偏重情性的表现;沙氏流畅优雅,在精准结字的过程中表现优游老辣,流露出功力与修养。他们都出自碑学,但相对而言,宋氏是碑学中的奇崛派,是走“极端”者;而沙氏则是碑学中的清通派,与帖学更有兼容性。马士达先生居然游刃于二家门下,能从这两种迥异的风格中各取所得:他“来自田间”,无论是情感还是趣味都与宋氏更为亲近—崇尚生拙,追求自然;但他也是江南人,又不能不深受沙氏熏染—出手庄严,注重细节。换言之,马士达先生以宋氏之学避免了学沙易坠的甜俗,又以沙氏之学矫正了学宋易犯的粗糙。这是机缘巧合,抑或是他的智慧?二十年前,我曾撰文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当今篆刻艺术的影响,称誉马士达先生的篆刻风格属于亦儒亦道的模式。如果考察他早年学艺的经历与师承,便会明白其风格形成良有以也。

接受两种迥异的艺术观念并且尝试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无论是自觉行为还是懵懂为之,都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艰苦劳作。马士达先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尤其是在前期的近二十年中,他以“笨鸟先飞”的刻苦学习态度,现学现用,以“见贤思齐”的心胸对待所能见到的一切作品,无分古今少长。他审视的目光从汉碑到“二王”一系的李北海、米元章、王觉斯诸家,从古玺、汉印到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从苏州诸老到上海、无锡一带的中青年。从他留存下来的前期书法篆刻作品看,马士达先生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流于精巧花哨者不合他的胃口,过于老实平板者终嫌缺少神气。他并不专学某家某派,却在有意无意间朝着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性情与手段的并重—于不经意处见功夫。他的艺术意识在混杂与淘汰中酝酿发酵,又于探求与磨砺中逐渐成形。


当兵(1961-1964)


在太仓家中治印(1984)


给管峻说书法(1993)


与友人同游五龙潭公园(2011)


幸福生活(2011)


马士达 临宰丰甲骨文 99cm×26cm 纸本 1983年

1983年,在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的首届“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中荣获一等奖,成为马士达先生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当时他的篆刻只是初具个人面貌,但四十岁的“老学生”突然得到权威认可而一举成名,无疑极大增强了他的艺术自信。由此,他也得到尉天池先生的提携,于1987年3月破格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这也是马士达先生艺术生涯中从业余爱好转入专业研究的契机。

20世纪后期二十余年中的中国艺术界,古今中外的艺术典籍海量印行,各种方向的艺术追求全面展开,人们在重温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在借鉴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在缅怀经典、寻求回归、崇尚精雅的同时,不乏追踪前卫、谋求创新、力倡写意。身处其中的马士达先生,从研读古代书论印论入手,旁参儒道释学说,不作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古人的感悟沉思中印证己学,获得灵感,寻找出路,提升境界,最终落实到对艺术形式的反思、锤炼与完善。他曾与当时的友好如宜兴储云、上海沃兴华等书家切磋书法,也曾以福州石开、北京王镛等篆刻家为参照,但他得力最多的应是挚友庄天明。庄天明先生学识广博、思路开阔、艺理通透、善于创造,在他们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交往中,马士达先生不仅获得了启发、增强了信心,更明晰了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和艺术境界的追求。

本质上,艺术是艺术家创造性的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完善,艺术作品不过是这种艺术精神的瞬间外在表现。20世纪90年代初,马士达先生首先在篆刻艺术上获得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篆刻直解》一书中。这部受我鼓动甚至是“催逼”而写成的著作,与其说是篆刻理论著作,不如说是他近三十年学习研究的经验总结,是他艺术思想的结晶。正是在这部书中,马士达先生提出了至今广为人知的艺术观念:“自由则活,自然则古。”他所说的自由,是在必然之中寻求各种可能的偶然性,由此而灵变鲜活;而所谓的自然,则是在偶然之中体现出整体的必然性,由此而庄严浑古。也就是说,在艺术家的意识中,没有古玺汉印或封泥瓦当之别,没有明清流派诸家之分,也没有帖学碑学之说,所有这一切都融化在他所创造的独属于他的艺术世界里,化作丰厚的情性与精湛的技术,自由驱动,以自然为目标,调整、操控其间的偶然发挥与必然秩序的微妙关系,并使之逐步深化。

在稍后的论文中,他又细致辨析了“野山荒原”与“精金美玉”两种艺术境界与两极间的种种变式及其相互关系,从理论上揭示了艺术家的情性与技术互为表里、或隐或显的不同表达规律。尽管马士达先生没有发表类似的书法论文,但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书印同理—他在篆刻艺术上的成就建基于他对书法艺术自由与自然的追求;而他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形成的个性强烈的书风,又是以他“活而古”的篆刻艺术内涵为精神皈依的。

关于马士达先生的创作理路与方法,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曾多次撰文详加分析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说,但凡亲眼见过马士达先生创作过程的人都知道,他的每件书法篆刻作品,都是经过反复起稿、精心推敲加工、严格筛选而得来的。它们似乎是妙手偶得,却实实在在是艺术家呕心沥血的成果。其中的代表作品,初看便会为其雄浑苍劲、痛快淋漓的整体形式所震撼,但细细品味,又会为其匠心独运、精妙奇特、宛若天成的处理手法所折服。这是一种野山荒原式的真美,是马士达先生艺术精神的折射—既保存着老一辈艺术家以毕生心血磨砺塑造个人风格的传统,也显现出新一代追求创造、强调每件作品独特价值的理念。马士达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史这一特定的承前启后时期的产物,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的艺术成就,是受惠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为这个时代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今我们看到、听到太多太多不着边际的吹捧或自我吹嘘,但无论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在作品的对照下立刻显得猥琐、可悲。因此,建议读者朋友们静心阅读马先生的作品时,用自己的心灵与作品对话、与艺术家的灵魂沟通。我深信,对于马士达先生的艺术及其成就,读者朋友们会以自己的艺术判断力作出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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