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历史与现状

2016-05-09 06:36:02


口 蔡春旭

由江苏省书法院主办、江苏金太阳集团协办的“书写的历史与现状—2014扬州高层书法论坛”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古城扬州举办。16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在论坛发表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丛文俊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白谦慎教授、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华人德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黄惇教授、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曹宝麟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莫家良教授、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祁小春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刘恒先生等8位著名学者担任讨论人。论坛从作品的风格形式到器具技法,从作品本身到政治与书写活动的关系,从书法的形式传统到书法与具体社会环境的关联,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的书写文化,同时以“后之视今”的反思立场,观察、分析当代的书法创作现象、倾向与走向,对当代书法创作提供理论上的借镜。

中国书法院院长、江苏省书法院院长管峻先生在开幕式上说,书法不仅是写字,中国古代的文字遗迹也不全是书法,全面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与未来。当前书法界创作很热,但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久地看,创作若没有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深入研究作为支撑,这样的“热”很难持久。举办这样的论坛,正是希望借助学术研究来促进创作界参与思考。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也赞助6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旁听会议。

拿波里东方大学毕罗先生的论文《书法的书写过程与其序列性》从汉字的视觉特点出发,考察汉字的结构与笔画特征,他以“之”字为例,分析其从金文到唐楷的字形与笔画特征,认为汉字的书写过程存在序列性。作者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图像的解读来思考书写的过程与书法的创作,认为序列性对汉字结构的调整具有决定作用,而社会接受的序列性最终成为笔顺。

山东艺术学院姚宇亮先生的论文《“书写”与“书法”—“日常书写”的书法史意义》首先厘清了汉字与字母文字的区别,指出其“立象尽意”的表达特点,继而认为中国书法史也有一个线性的历史,“书写”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由此作者尝试对书法史进行分期,并以汉简书法中的八分体形成和魏晋笔法的演化两个例子来讨论“书写”和“书法”的关系。

西南大学曹建先生的论文《日常手书与书法创作关系辩证—华西实验区档案手书的初步研究》考察了华西实验区档案手书中的尺牍、便条、公函、聘书等日常书写,并参照清代包世臣书论中“佳品”的标准,对档案手书进行品评,肯定其艺术价值。他从这些自然轻松、娴熟从容的书写出发进一步讨论日常书写与书法创作的辩证关系,认为日常书写的艺术化与艺术创作的日常化是书写的一体两面。日常手书与艺术创作的区分这一命题的提出在当代具有现实意义。作者最后对当代书法中的“展览体”进行发难,呼吁日常化书写的回归。

青岛农学院李慧斌先生的论文《20世纪以来出土书迹对当代书法创作与批评之影响研究》从取法对象的转变、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审美风尚的变更等方面着眼,尤其讨论了在传统的帖学和碑学之外,甲骨文、简牍帛书及残纸和敦煌写经等新出土书迹的影响。作者特别指出在新的取法对象和审美风尚背后缺乏相应的批评标准和品评语汇,因而对新出土书迹的理论研究仍需得到重视。文章最后讨论了出土书迹之学术研究和书法创作的关系,认为当代诸多的创作缺乏学术性,无法获得传统题跋的意趣和书卷气。

苏州大学毛秋瑾女士长期研究敦煌写经书法,此次她的论文《从甲骨到简牍:有关书写与契刻的物质文化环境的考察》则结合文献材料、出土实物以及过往的研究成果对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时代以及简牍时代的书写材料工具和物质环境做了细致的梳理,对文献中涉及的部分名词也做了新的考释。文章最后结合文献材料对简册的使用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其不至于早到以往学者推定的夏商时期。她还根据印度贝叶写经的现象推测早期可能存在一种较易腐朽的文字载体,如树叶或类似的物质。

日本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横田恭三先生的论文《古代毛笔考—从出土资料看楚笔与秦笔的特性》梳理了先秦到两宋文献中关于毛笔的记述,而后考察了20世纪中叶以来出土的战国至秦汉的毛笔,通过对楚笔和秦笔的笔锋长短、形状、软硬等方面的比较,并结合文献中“蒙恬造笔”之说,认为秦笔的改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隶变的出现具有不小的影响。

台北故宫博物院何炎泉先生对晋唐两宋的书写与物质文化有长期的关注,他的文章《晋唐法书中所见之节笔与折纸书写文化》从考察传世晋唐法书中的节笔与折纸现象出发,在回顾前人“折纸定位说”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折纸是基于持书的方便,将大面积的纸折成小行解决了纸张强度不足的问题,以提供较平坦稳定的书写面,并因此产生了节笔。折纸持书在北宋桌椅普及、书写方式发生变革之后则渐遭淡忘与误解。同时他也考察了唐代草书僧书写的不同方式,并推测带有节笔现象的晋唐法书都是稿本,如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等。

南京艺术学院薛龙春先生的论文《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作》在梳理王铎诗文、题跋和尺牍文献中关于笔、墨、绫绢纸、砚的材料后指出,和惯常认为王铎“不择纸笔”的形象相反,王铎对书写工具与材料非常讲究。作者进而分析了一组王铎作品及其书写工具、材料、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王铎生活于战乱频仍的明末清初,很难获得优良的文房用具,他的很多作品因而常常呈现出破碎、粗糙、时露圭角、对比强烈的面貌,与使用精笔嘉墨所创作的精致顺畅、温润饱满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异。引人深思的是,前一类的作品反而更符合今天评论者对王铎的风格定位,由此作者引出书家个人的自我感受和评价与后世的认识和解读之间的张力这一问题。


管峻致开幕词


丛文俊主持讨论


白谦慎主持讨论


论坛现场

南京大学刘东芹先生的论文《因欲鼓动士类—宋高宗的日常书写与南宋前期的军事政治》是其博士论文《宋代帝王宸翰研究》的一部分,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梳理与解读,他指出宋高宗通过御赐书法来笼络权臣、抚慰军功,书写儒家经典以重塑道德秩序,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而且宋高宗巧妙地用书法来掩饰自己沉溺享乐、无所作为的事实,塑造了一个勤于政事、忧国忧民的明君形象。

杭州师范大学方爱龙先生的论文《心手之论的退潮与宏观思潮的兴起—关于清初书学技法理论的一种解读视角》认为“心手之论”经过晋唐到元明的发展在晚明董其昌禅意美学思想的影响下达到鼎盛,他例举了倪后瞻、宋曹、傅山的书论予以说明。但随着清初朴学的兴起,“心手之论”从玄虚的论说逐渐落实为具体的方法论,成为清代书论在技法理论上的贡献。作者同时考察了董其昌“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的论说在清代学术“复古”思潮的背景下的传播与接受。通过对冯班、王澍、周星莲、梁巘等人书论与诗论的梳理,作者认为这种思潮史的产生与他们的文艺思想相一致。

暨南大学陈志平先生的论文《书家书写与文学传播—以黄庭坚书写他人文学作品为例》讨论了黄庭坚书写他人文学作品的题材、功用、传播等问题。作者广泛收集黄庭坚的这类作品,梳理题材的特性,并认为黄庭坚的这类书写有资以习学、自适抒怀、酬赠应答、道德教化四类功能。在考察其传播价值时,作者认为这类书写体现了“书文相发”的艺术特点,就文献学而言则有校勘辑佚的价值。文章最后指出因为“书以人重”,黄庭坚的书写促进文学传播,并勾勒了黄书翻刻、传拓、临摹的情况。作者认为以往的书法研究者不太关注书家书写的文字内容,而中国古代的书法史,也是一部书写文学的历史。

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王学雷先生对晚清苏州书法家姚孟起素有研究,他的论文《阅读还是观看:晚清书家与劝善书》从“阅读素材”和“视觉素材”两个维度考察书法,着眼于书法作品既可“阅读”又可“观看”的两面性格,以晚清书家书写劝善书为例进行论述。他指出原本作为宣扬道德教化的阅读文本劝善书,在晚清书家的创作介入下,变成了一个观看的文本,甚而成为学生习字范本,弱化了其本来的教化功能。文章所指出的人们“观看”固习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为我们思考书法的阅读与观看方式提供了一个历史的侧面。

故宫博物院秦明先生的论文《黄易笔下的文人书斋—以〈小石山房〉图为中心兼论清代石刻书法的流布及影响》梳理了黄易创作的文人书斋图,并着重讨论为武亿所作的《小石山房》图,通过丰富的史料勾勒出二人研讨金石、访碑寻古的交游细节,由此作者认为清代乾嘉学派并非全是“由文献到文献,关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文章最后谈到乾嘉以来,书学逐渐成为金石研究的重心,碑刻研究则成为书学研究的基础,就此意义而言,碑刻拓片也应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何碧琪女士的论文《对〈十七帖〉版本系统的思考—兼谈文物馆本的书写范本等问题》梳理了传世《十七帖》的版本,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将三种年代最早的版本即上图本(张伯英旧藏本)、开封本(冯铨旧藏本)和文物馆本(岳雪楼旧藏本)做了对校,梳理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文物馆本的递藏情况指出其书学和文物价值。文章最后谈到将《十七帖》作为临摹范本时应该结合不同的版本进行研究揣摩,也对部分学者认为《十七帖》疑伪一事作了回应。

长安大学彭砺志先生的论文《笔法浇漓的书法史趋向与“用笔为上”论之批判—基于古代笔法观念史的考察》追溯了笔法观念的变迁史,他认为笔法观念不是上古书法史固有的观念,而是伴随着书法“形、势”的分离渐次形成,从魏晋的“书势”到南朝的“笔阵”再到唐代的“笔法”,反映了晋唐之间笔法观念由形而上自然书势向形而下结体字势下滑的趋势。宋代以后,“书势”和“笔法”合二为一,“结体”与“笔法”渐趋对立,形成两种流派。及至当代,对于“结体”和“笔法”各有推崇,作者认为这是一体两面,需要对从其统一性出发重新考量,也对当代笔法的发展和缺陷提出了见解。

中国美术学院方波先生的论文《论当代语境下书法诸要素间的新型关系及相关问题》从当代书法创作的种种情境出发,探讨了当毛笔退出实用领域以后,书家书写与工具、作品和观众之间的新型关系,尤其是大众媒体的介入、新的展览机制以及书写功用的变革使作品的形式、内容和趣味以及欣赏评价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作者认为当代书法的创作追求和评价标准应该从注重个人趣味、法度技巧、情致氛围向重视思想转变,这是书法创作独立之后与传统书写的根本性区别。

在会议互动环节,许多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讨论。如丛文俊先生在讨论环节对毕罗与姚宇亮的文章作了精彩点评,对早期文字的流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书法史研究中要注意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功用、不同材质的书写差异,并要吸收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的成果,将研究细化深化。好几位学者都讨论了“日常书法”,白谦慎先生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和使用对象作了阐释,并就“书法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书法观念形成之后对书法的看法”两个问题展开论述。何炎泉的文章也引起了几位学者广泛的讨论,黄惇先生准备了许多图像材料与何先生一一商讨,他认为《书谱》中的节笔现象并非都是折痕所致,有的是孙过庭的笔法;祁小春先生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许多人将节笔当成晋唐笔法是对作品的误读;华人德先生对折纸持书一说也发表了自己的推测,认为或许是晋唐人一时无法改变书写简牍的习惯,所以在纸下垫有衬板,由此产生了节笔现象;丛文俊先生则从文献的角度认为汉代就有“伏案作书”的说法,因而不能绝对地将早期的书写方式都认定为持书。此外,华人德先生通过文献排比,指出蒙恬造笔的时间与里耶简牍的书写时间不能吻合,横田恭三的论断因此遇到严峻的质疑。莫家良先生指出,陈志平与王学雷的论文似乎是相反的命题,一个认为书法对于文本传播有助益,另一个则认为书法弱化了文本的功能,他们之间恰好构成了一对值得思考的矛盾。曹宝麟先生在评论刘东芹的论文时,希望他在讨论书法与政治军事的关系时,思考更为严密,用语更为精确;而方爱龙讨论心、手关系的论文,对清代文化环境仍有进一步熟悉与掌握的必要,否则仅仅通过语词的检索,很难形成真正的命题。刘恒先生对当代书法创作参展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许多参展者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他也呼吁更多的学者关注当下,研究当代书法。

此次论坛的论文发表环节不乏精彩的演讲,诸位学者的论文涵盖了书法作品、理论、文献、批评、书写工具和环境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展示了他们在书法史研究中的最新思考和成果。而讨论环节多元探讨则更为热烈,充分展现了前辈学者严谨认真的作风,他们的评论与互动,对论坛发表的论文有不同方面的阐释,对于听众有极大的启发。旁听学员也积极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并与在座的学者请教商讨,学术会议的社会效益因此实现了最大化。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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