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古代书法(下)

赵玉亮   2016-05-08 12:52:35


学术主持:杨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一部副主任)

编者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代书法较为丰富,其藏清代书法则可谓洋洋大观,这些藏品足以对明清书法史做详尽的描述,反映了明清两代书法风格的变迁、书学思想的差异。本期我们按照书札、立轴、扇面三个类别依次向读者推介,并配有专文赏析。这些作品中既有明清书画家、学人如朱耷、王国维等的书札,又有“吴中三子”等的扇面,还有“晚明四家”中董其昌等、明末“三珠树”中王铎等的巨轴。兼于对书风多样性的考虑,我们除选取了明中晚期帖学集大成者的书作外,更选取了晚明狂放书风的代表,同时兼顾了明清篆、隶书法的发展,对碑学在清代的兴盛也进行了直接而深入的观照。此外,像王守仁、陈继儒、阮元等明清学者墨迹也有涉及。限于篇幅,在众多的明清手卷中,我们精选了董其昌《行书李颀诗卷》,该作是董其昌晚年精品,墨色变化精微,笔触平淡含蓄,展现了董书晚年“欲力去秀媚、归于平淡”的审美追求,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


[清]髡残 行书题画记42.8cm×32.3cm 纸本 1666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释文:青溪大居士枉驾山中,留榻经旬,静谭禅旨及六法之术。论画精髓者,必多览书史,登山穷源,方能造意。然大居士为当代名儒,至残衲不过天地间一个懒汉,晓得甚么画来?余向常宿黄山,见朝夕云烟幻景,林木翳然,非人世也。居士遂出端本堂纸数幅,随意属图,聊记风味云耳。居士当喝棒教我。丙午深秋石溪残道人合爪。

钤印:介丘(联珠) 电住道人(白) 石谿(朱) 平斋鉴赏金石书画印(白)

艺事著笺——国博藏明清书画家信札选析

囗 赵玉亮

2014年,吕章申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书法》一书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从国博馆藏三万余件古代书法作品中精选出近四百件精品,内容涵盖甲骨文、金文、陶文、唐人写经、宋元明清墨迹等。其中宋元明清墨迹收有二百余件,包括诗轴、册页、扇面、信札等。信札作为一种介于史料文献与书法艺术之间的作品形式,不仅能够让观者更全面地理解书家风貌,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笔者统计,《中国古代书法》一书收录国博馆藏信札33件,时间跨度由元代书家赵孟頫至近人王国维,信札内容丰富,涉及家事、公务、酬谢、问候、探讨学术等方面。本文从所见信札内容入手,回溯诸位书家当时的若干艺事。

一、倪元璐及吴大澂信札中所见扇面馈

赠事贱字玉汝号鸿宝,小鸟何以粪佛头?然而附青云是吾愿也。此复。大箑方在捉管,明日完上。年弟倪元璐拜。倪元璐出身书香世家,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天启四年(1624)授翰林院编修、侍讲等职,任职期间端恭勤勉。明亡,倪元璐自缢。在倪元璐的交游圈里,与他同入翰林院的黄道周、王铎均为晚明书坛上重要人物,三人交往始于同年中进士第,同授“庶吉士”。三人相约攻书,黄道周专攻钟繇,王铎专攻王羲之,而倪元璐专攻颜真卿。此件信札年代及收信人均不可考,但从书信语气看,应为较亲密的好友。信札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志趣,同时还提到有一幅未作完的扇面,稍后会送给好友。

[明]文徵明 行书致执斋书札27cm×10.5cm×4 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释文:承遣人船惠米五十石,谨照数登领。适副所乏,感不可言。向丁田事,重烦旨意,偶王尹拜访,即已申谢之矣。出月月半左侧,拟至昆奉谒,更得尽所欲言也。兹因使人回便,先此奉闻,并谢雅意,不宣。徵明顿首奉覆,执斋老舅。新正十日。

[清]朱耷 行书致东老书札21.5cm×12cm 纸本

释文:承转委县老爷画,四幅之中止得三幅,呈上,语云:江西真个俗,挂画挂四幅;若非春夏秋冬,便是渔樵耕读。山人以此画叁幅,特为江西老出口气,想东老亦心同之。望速捎去为感。八月五日八大山人顿首。屏画一日工程,止得一幅,迟报命。钤印:八还(朱) 遹声私印(白)

璞笙贤弟大人阁下,去年为病魔缠绕,数月杜门,困惫不堪,几成衰废,是以音问久疏。昨在威海营中,晤筱舫兄,询悉起居安善,至为欣慰。兄自去冬大进温补之剂,交春以后脾土渐旺,饮食日增,精神渐可复元。惟痔管尚未除根,或至北地高燥之区,湿热不致为患也。兹于六月初四日,由沪乘轮北上。计明日可抵大沽,到京约在二十后矣。恩承之属画纨扇四柄,内鹤亭将军二扇,即由吾弟代为呈送,雨三都护在珲春,亦不必寄至姓城,多一周折也。手泐,即颂台祺。兄大澂顿首。六月十一日,泐于康济兵轮。今秋拟托韩效忠代购老山参三四两,以百金为度,俟到京后当交存义公。汇银百两费神转送山中。得来参到,乞寄京城琉璃厂路南德宝斋古玩铺最妥。兄无论何省,必有折差进京,所有各省寄物,均托德宝李掌柜也。

吴大澂生于晚清,是集官员、学者、书家于一身的人物。他一生勤学,访拓碑刻,收藏金石,具有极高的价值。据相关学者考证,此件信札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时吴氏在康济兵轮上,叙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及行程安排,谈及为友人恩承、内鹤亭将军、雨三都护作画赠扇之事。璞笙人物不详,网上另有吴大澂与其往来的信札,但真伪待考。谢国桢整理的吴大澂与陈介祺书信往来著作《吴愙斋尺牍》收录了从同治十二年(1873)到光绪十年(1884)陈氏逝世十余年间共九十五通书信。信札中多有讨论金石、陶瓦、封泥、古文字等内容,也有谈到互赠对联、扇面等艺事。扇面是明清以来流行于文人士夫之间的书画载体,成为其往来酬和的常见手段。

二、孙承泽回复鉴定明朝遗容像信札

泽以老病,经年杜门,每怀明德,弗获抠趋,徒有惶侧,承谕此例,绝无可考。大约先朝遗容,皆生前所绘,向见一二帧,上无题签。至崇祯庚辰,曾追绘光宗御容,不知有题签否?以理论之,不便直书“皇考”、不便直书“某庙”,或亦未必有题签也,惟裁之不尽。承泽顿首。

孙承泽于政治上历仕明清两朝,为明末清初收藏大家之一。据其《庚子销夏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记载;“甲申之变,名画满市,独无浩画,一日见从故内负败楮而出者,浩画在焉。” 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不久又败走,京城内明朝内府及许多私家收藏都因战乱而大量散佚,使民间藏家能够借机收集庋藏。宋荦(1634-1713)在跋王维画《济南伏生像》(传)时有语:“不知何时取入大内,鼎革时散落人间,为孙侍郎退谷先生所得。”

此件信札系回复好友向其请教如何鉴定先朝遗容肖像画一事。孙承泽从题签上指出,自己所见之一二帧均无题签,而崇祯皇帝御容像应该也是没有题签的。孙氏似乎委婉地否定了好友所咨询的御容像的真实性。孙承泽为当时重要的收藏家,收藏、过目之书画、碑帖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内府藏品,孙氏关于御容像的见解应有参考价值。

三、朱耷信札

承转委县老爷画,四幅之中止得三幅,呈上。语云:“江西真个俗,挂画挂四幅。若非春夏秋冬,便是渔樵耕读。”山人以此画三幅,特为江西老出气,想东老亦心同之。望速捎去为感。八月五日八大山人顿首。屏

[明]王守仁 行书致父王华书札24cm×18.5cm×5 纸本 1512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释文:寓都下男王守仁百拜,书上父亲大人膝下。前月王寿与来隆,去从祁州下船归,计此时想将到家矣。迩惟祖母老大人、母大人起居万福为慰。男辈亦平安。媳妇辈能遂不来极好,倘必不可沮,只可带家人、媳妇一人,衣箱一二只,轻身而行。此间决不能久住,只如去岁江西,徒费跋涉而已。来隆去后,此间却无人,如媳妇辈肯不来,须遣一人带冬夏衣服,作急随便船来。男迩来精神气血殊耗弱,背脊骨作疼已四五年,近日益甚。欲归之计,非独时事足虑,兼亦身体可忧也。闻欲起后楼,未免太劳心力,如木植不便,只盖平屋亦可。余姚分析事不审如何,毕竟分析为保全之谋耳。徐妹夫处甚平安。因会稽李大尹行便,奉报平安。省侍未期,书毕不胜瞻恋之至。五月三日男守仁百拜。

钤印:萧承方印(白) 怡白轩(朱) 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朱) 梅梁山人(朱) 汪国琛印(白)子调(白) 吴江郭氏(朱) 臣麐私印(白)

画一日工程,止得一幅,迟报命。

朱耷为清初四僧之一,张庚《国朝画徵录》载其:“书法有晋唐风格,书画擅山水、花鸟、竹木,笔情纵恣,不泥成法,而苍劲圆晬,时有逸气……襟怀浩落,慷慨啸歌,世目以狂。”从信札中可知,委县老爷曾求朱耷作一组四条屏,画家深恶江西当时盛行的挂春夏秋冬或渔樵耕读组图,有意不与世俗合作,只作三幅报之,并觉得此行为是为江西之人出气,书家之真性情跃然纸上。

据朱良志研究,朱耷当时在安徽、扬州、江西等地就很有名,向其求画者络绎不绝。但朱耷并非主动卖画,求画者的动机也出于帮助朱耷解决温饱问题。李伍渶《却助续引》云:“某与日午、仲衡、石友诸同志聚而谋曰:山人点染绘事,易米而外,不及清酤,此其素也。今将为嗣续计,而可轻弃其笔墨乎?自今我辈有所请于山人者,当其为不助而助之想,庶不乖其力不食之志也。于是既与同人约,而且笔之以公诸凡与山人相际者。”

在朱耷的交友圈中,来自徽州和扬州的商人扮演者重要角色。从朱耷年谱可以看到,在1680年之前,朱耷创作的作品较少,其作品多在其最后二十年中创作(详见《八大山人年表》,《八大山人全集(五)》,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尽管如吴镜秋、方鹿村等人通晓诗文,有一定文化素养,但有时官员、商人托其求朱耷之画作,具体的要求可能与朱耷的艺术主张并不一致。

此件信札中朱耷借用俚语揶揄江西当地人的艺术口味“挂画挂四幅,若非春夏秋冬,便是渔樵耕读”。这种大众艺术审美的出现和明代中期以来市民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大量的商人和一些官员本身的文化修养有限,对艺术的理解颇为浮泛,又试图附庸风雅,追求名气较大的书画家的作品,挂于居室内以营造文化氛围。“春夏秋冬”和“渔樵耕读”的图景被广泛地使用在瓷器、印刷品、建筑上,以其较为通俗的吉庆寓意而为大众接受。尤其是当书画市场形成之后,赞助人的具体要求势必会左右书画家的创作题材,再到后来,一些画家甚至主动迎合了市场。

作为一位个性较强的遗民画家,朱耷并没有妥协。目前所见他的作品都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极为抽象的线条,富有禅意的意境营造,还有翻着白眼的水禽、游鱼,都有鲜明的态度,甚至连朱耷自己的签名“八大山人”,都可以被解读为“哭之”“笑之”,传达出纠结的遗民情怀。所以在为“委县老爷”作画的时候,朱耷并没有画普通的四幅屏画,刻意画了三幅,为了解释不是有意让老友“东老”难堪,朱耷信中推测老友会认同自己的做法。

[清]王国维 行书致叔海书札

18cm×47cm 纸本 1907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释文:叔海先生大人有道,秋间倏遭大故,踉跄南归。乃蒙颁以祭幛,并赐联语。敬已悬诸灵右,以答嘉惠矣。前致斧公书嘱其转道谢忱,亮彻左右。顷想起居多福,颂祷无量。维忧恤之中,苦乏善状。今冬以窀穸未安,不能入都。须俟春融再行北上。学部情态当复如故,又政界中党派之争未知所定。故留京与否计尚未决。兹有一文,论各州县劝学所,宜缓办事,此系地方实在情形。祈阅后并函送乔茂老处为感。北地苦寒,现应可御重裘。维保卫。专肃,敬请道安。制国维稽首。如蒙赐复,请寄海宁州北门内广生绸庄转交维收可也。




四、吴式芬信札

瘦隺三兄同年大人执事。腊八日展诵手书,并承惠古刻。琳琅满目,感何可言。其中新出郑公题字数种,尤所罕觏。惜拓手于纸未甚燥即着墨,故笔画多致湮翳。明春和暖,倘能再精拓数纸,并访所遗见寄,更所企祷也。闻吾兄明春拟来京师,欣盼之至,伫望惠临,以磬渴愫。迩日起居何似?箸作想益富,岂胜神驰。专此布谢,即颂履安。不具。年愚弟吴式芬顿首。嘉平九日。

有清一代,访碑活动在文人官员间的兴起,同时文字狱的实行,使大多学者埋头专于考订的小学,这也使得碑刻、砖瓦及吉金拓片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清初访碑活动主要盛行于关中和山东两个地方,这和两地遗存有大量碑刻实物有关。另外一些文人士夫因为种种原因不便外出访碑,为了让他们也能一睹古碑刻面貌,一些地方学者会请士夫摹拓所见碑刻若干份,赠送身边好友,在当时亦被视为雅事。在交通、信息并不发达的当时,书斋内的学者能够通过拓片看到新出的相关材料,推动了相关书法、小学及史学的发展。碑帖拓片收藏家有陈介祺、郑簠、杨守敬、叶昌炽等。

吴式芬活动于道光年间,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等地官员,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平生专攻训诂之学,酷嗜金石,有辑《捃古录金文》。此信札系回复山东同乡侯登岸(字瘦鹤,山东莱州人,嘉庆二十三年副贡),信中对好友分赠的石刻拓片表示感谢,并交代存在捶拓技术问题的一份拓片最好明年开春重拓。

《论语 • 八佾篇第三》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则能徵之矣。’”手札作为一种友人、亲人和同僚间往来的一种载体和形式,其笔法、语言常常更加鲜活与生活化,往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补正史之阙,又能发掘相关事件参与者更深层的态度与观点。本文所徵引若干书家信札,使读者看到了文人同僚间往来酬和中扇面、拓片等作品的流转,丰富了我们对书画史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清]陈介祺 行书致东甫书札22.6cm×12.3cm×3 纸本 1883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释文:东甫贤甥倩少司成左右,前寄津历并刘淮便三函,想已察及。近想兴居清胜为念。马升既已觅有枝栖,想可不依宇下,所代办刷印工、刻字工借银并路费之事,尚非甚多。想已询明数目,并乞代看刷印合同及墨样(此至要不可次),一问邢篆香自可详悉。邢处无须合同,邢李俱须有收银条,路费交邢手即可。邢云父子同来。邢系清卿所荐,或者可托。此时武会试,进京车便不少,走上路由长清地之豆腐店过河,可不必坐轮船矣。所言或可于询过后问问崔贞礼兄,或可知其何者未妥,何者略多,代为主持是企。马升前信略写,并上。即颂升安,不具。馆姻侍祺顿首。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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