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旧书想起的

口 张中行   2016-05-08 12:58:21


口 张中行


北魏 始平公造像记拓本(局部)

不久前,为找什么材料,翻腾书橱,随手拿出两本,检阅扉页,看看有没有关于买时的记录,这是“无意地”想温一温旧事。两本都是鲁迅先生著作。一本是《彷徨》,扉页有题记:“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买于北京西单商场,价四角。昔在通州有此书,乃李文珍女士所赠,记得为初版,此则为第十三版。李女士为同学赵君之友,情投而未能意合,书则三七年毁于战火。抚今思昔,为之惘然。”书是旧书,有“虚真藏书”白文印。另一本有些怪,内容是《南腔北调集》,封面和书脊却印《政事新编》,没有版权页。我想这是为了逃避查禁者的“慧”眼,伪装为《故事新编》的。这个妙计是鲁迅先生还是书店老板想出来的?由书上自然看不出来。书也是旧的,扉页有原主人胡君的名章。我没有题记,什么时候从何处买到是难于知道了。

说起旧书,真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一位老前辈,是名作家,有一次同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吸惯纸烟之难于戒除。买旧书要费些时间,粗略估计,是一周用半天左右。也要费些钱,但不多,因为不求好版本,不求大部头的堂皇典册。买旧书,因书而得有两种。一是因杂收而可以杂览,因杂览而可以杂知。第二种我们常常认为更重要,是因巧遇而获得意外的喜悦。所谓巧遇是买到久已不见于市面的书,因为难得,所以觉得好玩。在这方面,可记的经历很有一些,只举两个例,如友人韩君买到鲁迅弟兄在日本印的《域外小说集》(封面“域”作“或”),我买到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光绪只有三十四年),就都是因为罕见而觉得很有意思。

一晃四十年过去,当年零碎收集的旧书,有些由废品站送往造纸厂,有些化为灰烬,还有些残余卧在书橱里。“文革”风停雨霁之后,像是可以重温旧梦了,但苦于不再有温的条件。主要是已经没有往日猎奇的心情和精力,其次,即使有,也不再能找到弯弓放矢的场所。因而关于旧书,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忆。这正是琐话的题材,所以决定拉杂地说一说。

旧时代,出版业不发达,有名的几家集中上海,印书种类不多,数量不多,售书的处所,尤其在北京,总是由旧书独霸。北京,文化空气比较浓,读书人比较多,因而售书的处所比较多,几乎遍布九城。这方面的情况,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有详细记录,有兴趣卧游的人可以看看。售书的处所,有等级之分,从而有性质之别。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其中又有等级之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专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来什么卖什么,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这中级的还有不集中的,那是散布在某些街道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的“得利复兴”,之南的“志诚书局”就是。下级的是散布在各热闹处所的书摊,自然也是买到什么卖什么,古今中外。这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外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间或也有旧书。这种处所川日书的出现更富于机遇性,有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甚至有善本。

旧书上市量的多少,价的高低,与治乱有密切关系。量多少与治乱成反比,治少乱多,因为治则买者多而卖者少,乱则买者少而卖者多。价高低与治乱成正比,治高乱低,原因与多少一样,治则大家抢着收,乱则大家抢着扔。抢着扔的情景,记得最惊心动魄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之后,以德胜门小市为例,连续多少个早晨,旧书总是堆成几个小丘;记得鼓担的收价是六七分一斤,售价是一角一斤。可是买主还是很少,只好辗转送往造纸厂了。另一次是“文革”风暴初起之时,小市的情况如何,因为没有余裕去看,不得而知;且说自己,匆忙点检,把推想可能引起麻烦的中西文书籍百余种清出来,由孩子用自行车推往废品站,回来说,废品站人说不收,愿意扔可以:扔在那里,就高兴地扔了。我当时也松了一口气。及至风暴过去,才想到其中有些扔了实在可惜,想买就再也遇不到了。这使我想到古人“人弃我取”的策略,道理自然不错,但那究竟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至于被迫处于局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还是转回来说平时,旧书价的高低,与售书处所等级的高下成正比,因而一种同样的书,比如说,由东安市场买要两角,由街头书摊买也许只要一角,由级外的小市买也许只要五分。搜寻旧书,更喜欢多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中级以上书商收书有个框框,这框框一部分来自师傅所传,一部分来自书架上所常见,总之要是他知道的。街头书摊和小市则不然,以小利速销为原则,所以总是遇书不拒,因而它就有个大优点,是因杂而博。譬如鲁迅弟兄早年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红星佚史》《匈奴奇士录》等,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以及嘉庆八年(1803)无名氏稿本记嘉庆皇帝一年活动的《癸亥日记》,等等,我都是从这类地方买来的。

这样说,好像下级的售书处所只能买到破烂,其实不然。自然,这要看机会,如果碰到机会,买到见经传的书也并非不可能。机会是难得的,但日久天长它就会成为必然。比如我现在还喜欢的书,明版绿君亭(汲古阁)刻《苏米志林》,乾隆十二年(1747)初刻沈德潜著《杜诗偶评》,就是由小市地摊上买到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等级较低的售旧书处所逐渐消失。“文命”以后,旧书稀如星风,其中的线装刻本成为和璧秦玺,出售处所只剩中国书店一家。有一天,一位喜欢逛书店的朋友谈起琉璃厂的情况,举一些例说明货之少和价之高,只记得劣拓粗裱的《郑文公上下碑》,定价超过千元。这使我想起当年由小市地摊买到乾嘉精拓当时裱本《始平公造像记》的情况,其价只是一角,不免兴起对于“旧游”的回忆。■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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