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不衰的超人气

傅申   2018-07-25 10:03:33

近代的艺评家和美术史家,多数笼统地将张大千先生归为仿古派,以为他缺乏创作力。那是因为他们从强调新变的角度回顾大千先生画风。总体而言,在1950年以前以仿古作品居多,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泼墨、泼彩之前,虽多自运的作品,但还是不出传统的范围。然而回顾大千先生各时期画展的当时,仔细分析他的作品和当时环境的互动关系,即使是在仿古时期,他也是不断地求变,不仅突破他自己,也超越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谢冰莹在早期《看了大千先生画展的感想》一文中说:

张先生的画展,过去在成都、重庆,我看过两次,连这次是第三次了,谁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奇怪,张先生的画,每次的风格不同,随时都在变花样。”

或者如大千老友,也是画史、评论家的陈定山先生所言:

大千多变,变无不兴!

其实,这才真正代表了大千同时代的艺评家和画家,在当时对他的看法。此外,试以大千先生历年画展引起画坛的一些反应,进一步了解张大千绘画艺术的变革和时代的关系。

1927年春末、夏初,张大千在南京个展,展品中各种题材都有,观众甚为踊跃,尤以仿石涛画最受赞誉。当时刘侃生多次参观,因见其画甚是漂亮,遂兴拜师之愿。

1929年,大千先生被聘为全国美展审查委员,叶恭绰赏其画才,鼓励画人物。

1934年9月,大千于北平首次画展,由于作品风格与北平画坛大异其趣,因而“极大的震撼了故都画坛。……气势磅礴、绘艺之精,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金碧山水,富丽堂皇,和光灿夺目,使人震骇。临摹唐伯虎仕女图……惟妙惟肖……不得不连叹佩服。……展品已悉数售空,当时曾有不少人云先生为保守的北平画界,吹进了一阵新风”。

1935年9月,张善孖、张大千昆仲画展于北平举办,大千先生的大幅《黄山奇景》震惊艺坛。

1935年12月,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张大千关洛纪游画展,虽是隆冬季节,而大千以其清新画风,再度轰动北平。水榭的东西南北四室,黑压压挤满观众。

1939年9月,正值抗战期间,大千在成都举行画展,展出百余幅作品,前往观画、购画、要求学画者络绎不绝。

1941年3月初,近作百幅在重庆展出,不出三天,展品全部售空。

1943年8月,大千自敦煌返四川,在兰州举行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是大千在兰州的首次画展,“参观者拥挤异常”,“达万人以上”,作品“别具风格,观者无不饱赏眼福而去”。当时前往参观者人山人海,络绎于途,甚至天水邻近各县爱好绘画人士皆不辞辛劳,跋陟前来。原定展览三天,因为观众太多,欲罢不能,结果展示了一个星期,为天水亘古以来盛事。是年12月大千返成都,友好纷纷上门求观临摹之壁画,先生应接不暇,遂决定公开展出。

张大千部分画集一览

郎静山摄

张善孖(坐者)与张大千(立者)共研画艺,摄于苏州网师园

约1970年摄于美国,拍摄者不详

自右起:钱瘦铁、黄大密、拍摄者、顾青瑶、李秋君、张大千、李祖韩(李秋君大哥)、周鍊霞、叶世琴、陈肃亮合影留念1944年1月,成都展览临摹之壁画,展品全为非卖品,参观者十分踊跃,成为蓉城春节期间一桩盛事。展品虽是大千的临摹,但是因为观众未曾见过唐宋的壁画,所以皆为此视觉上的新鲜戚而叹为观止,也是大千“以古为新”的一个例子。后因观众拥挤,画展延长四天。同年5月又在重庆展出,虽需购票入场,但仍然大排长龙。甚至有人第一天没买到票,特地在次日早起排队才买到票。这次展览“震动陪都”,并且在内地掀起了一股“敦煌热”。

1945年10月大千在成都举行近作展,大获成功,数日内展品定购一空。其中《水月观音》一幅,多人争购,经省长张群决定,由新都区买下,供于宝光寺内。笔者于1989年往访该寺,《水月观音》仍张挂在玻璃框内。

1946年6月,大千在西安举行画展,展出百余幅,在四天内即被购完。观众络绎不绝,对丈二荷花等作品赞叹至极。同年10月上海画展,展出绚丽多姿的敦煌艺术,如此新鲜的视觉经验同样也震惊了上海艺坛,连日往观者极为拥挤。此时抗日战争已胜利,大千的重返上海,使原本熟悉他作品的观众耳目一新,因此画展而名声大振。

1947年5月,上海的近作展,部分展品将唐人技法参以己意,绘出现代的新题材,显示他并不保守。即使那些是老题材的作品,画风却清新活泼地表现出现代感,“因而又一次震惊沪上”。同年10月在成都举行张大千康巴西游纪行画展,展出西康的奇山异水及粗犷活泼之藏族人民生活画面,使人感到一股勃勃的新鲜气氛,再次轰动蓉城。这一年大千曾在泰国举办画展,也是盛况空前。

1949年11月,张大千赴台北举行近作展百余幅,其中雍容华贵的金色绢上荷花通景屏,以及其他的各色作品,震撼台湾艺坛。而自此之后,大千未再在大陆展出。

1950年2月,在印度展出,轰动首都新德里,展览为之延长一个月之久。

1953年5月,台北画展,情况热烈,作品销售一空。

1958年,巴西画展,所有作品全部卖光。

1962年8月,大千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画展,其中多幅作品系以泼墨、泼彩写成。这些笔墨淋漓、画法新颖的作品,令台湾艺坛人士大为震惊。

1963年10月,在纽约,展品全部卖光,包括荷花通景屏。

1964年5月,作品在德国科隆展出。

1967年10月,大千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近作,包括《蜀中四天下》屏,观众踊跃,台湾《新生报》10月8日报道“张大千画展,昨掀起高潮”“⋯⋯画廊挤得水泄不通”,并引起艺评家热烈讨论破墨与泼墨问题。展览为之延期闭幕,创台湾画展参观人数新纪录,掀起高潮。画家、艺评家何怀硕先生当时虽评大千之画雄奇穠丽而缺乏苦涩,但仍认为:“大千先生年来每有新作,而面目都有所不同,可说是画愈来愈放恣、愈雄奇、愈单纯、愈净化。逐渐减却往时精细琐屑之处,建成浑穆壮丽的绘画世界。”同年,加州展。

1968年7月,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长江万里图卷》。同年,加州克密尔画展备受瞩目,并引起热烈讨论。“博物馆如山阴道上,六千观众前拥后趋,乘星期假日涌进历史博物馆。”

1972年,在旧金山,举行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

1973年,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回顾展,其他地区的收藏家和艺术家们,专程前来参观。

1974年秋,大千在东京举行画展,观者如云。

1976年,台北展的展品全被售光。

1978年11月初,大千在韩国汉城(现首尔)举行邀请展,“吸引了观众数十万人,除了上次中国国宝展出以外,据报社说,这是最热闹的一次”。

1983年1月20日,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大千先生的《庐山图》,“展览会开始的那天,展场中有人满之患,待得岳公(张群)和大千先生光临时,政要、名流、书画界,乃至老弱妇孺,形成人潮”。

以上所引也只是摘录当时报章所报道刊载的极小部分。综观大千一生,自青年时代起即已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到了中老年以后更成为艺坛新闻的焦点人物,所到之处,无不被拥簇包围。当他去世之日,各报章杂志,无不大幅报道,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隆重祭奠。大千以一介画人,而极尽人间如此之哀荣,即千古以来,吴道子、阎立本、李公麟、赵孟頫等大家,亦无从相比。张大千可以说是最受媒体注目宠爱的画界中人,其被报道频率之高绝对是历来画人所无法比拟者,不但可以列为空前,恐怕也将绝后。其所以能至此,固然是他的传奇人生与形象上的特殊性,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在艺术上能够不断推陈出新,才能维系他对于群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和吸引力。

许多现代画家,生前因人际关系热闹滚滚,死后即声闻寂寂,但是大千在卒后十余年,他的画仍然是收藏界最热门的对象之一。抗战期间,张大千的画展被形容为“标价之高,抢购之盛,真是空前绝后”,同样也适用于他于台湾定居前后的盛况,卒后画价更是飙涨,便不是人脉亨通的缘故,而端赖他作品本身的魅力。像大千先生这么高产量的一位画家,若是千篇一律、缺少变化,老调重弹、重复自己,他绝不可能盛名不减,作品的市场光景持久不衰。

在大千先生的画上有一方常用的闲章,印文是“大千豪发”,意思是这一幅画只是他全身豪发之一而已。又有一方印是“游戏神通”,在显示他的兼擅多变,神通广大,具备十足的自信。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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