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品牌

◇ 朱良志   2017-06-19 23:23:2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笔墨文房向来为书家所重视。三国魏时,大书家韦诞题三都宫观榜额,虽有宫廷笔墨供其取用,然皆不甚如意,于是他提出要用张芝笔、左伯纸和他自己自制的墨,只有兼此三具,再加上他的手,才能逞径丈之势。由于分工的不断细化,文房行当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专业工匠,他们一技在身,往往为文人所倚重。在元代,与文房相关的工匠有刻碑工、砚工、制纸工、打碑工、刻书工、印工、笔工、墨工等。这些匠人中,最受书家重视的是笔工与墨工。

晋唐时期,书家青睐兔毫、鼠须一类的硬毫笔。相传宣州笔工诸葛氏得到王羲之的传授,制笔有方,故诸葛氏代出名工,直到宋代仍有“海内第一”的美称。人们得到诸葛氏做的毛笔,往往以为珍玩。然众口难调,书史中亦记载唐代名家柳公权不喜诸葛笔之事。大约从宋代后期开始,湖笔渐渐崛起,除了一位冯姓笔工倍受江南文人赏识之外,吴升制笔亦相当出名,赵孟坚赞其笔“寸簪束万颖,赡足饱霜兔。丰融沛行墨,充实自妍富”。到了元代,“西湖制笔天下无”、“家家缚兔供文苑”,江浙笔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宣州。其时著名的笔工有冯应科、范君用、杨日新、沈秀荣、温国宝、陆文俊等人,在时人的描述中,他们的制笔技术愈趋精巧细致。文献也记载了一些北方笔工,如西山胡氏、大都张进中、太原李子昭等,吴澄就很赞赏“胡家洪笔耐似杭”,但北方笔工的数量与声誉远逊南方是不争的事实。

毛笔为古代文人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物什,其质量如何不仅关乎书写的效果,也影响书写者的心情。方回反对“善书不择笔”的说法,他认为良工有了利器才能相得益彰,因此对于毛笔必须精挑细选。在他的经验中,毛笔笔锋最好齐而微钝,不能太尖,但太肥了又会蒌弱而欠筋力。他平生学欧阳询、颜真卿,晚年著书虽老眼昏花尚能写蝇头楷字,毛笔不如意常常让他生怒。当时江淮笔工有千百家,孰甲孰乙他都一清二楚。他最推崇冯应科的笔,以为今世第一,无论写楷书还是行书,都能使转自如。他也很喜欢笔工杨日新所制散卓笔,尝以“不落第二亦第一”相誉。胡祇遹亦是老年学书,每恨毛笔违忤,不能从心所欲,在一首写给笔工李子昭的诗中,他历数毛笔的种种不足:“锋危多困弱,过促亦骜桀。中虚易涣散,太实伤拥结。”写字就是运笔,十笔九劣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事。后来他得到李子昭的赠笔,觉得十分适意,于是买来整箱纸尽情挥写。张雨也非常重视毛笔的质量,郑元祐曾在杭州亲见他捉笔写字的情景,只见他不断向弟子抱怨毛笔不佳,随写随弃,最后取出一支,上面标着笔工温国宝的姓名,张雨才面露喜色,说这是揭傒斯学士所赏识的,定是好笔。

毛笔还会有不耐久用的弊病,仇远曾无奈地写道:“吾家歙石锋芒出,不但挫墨亦挫笔。老懒作事苦不多,一笔才供两三日。”笔的寿命太短,这也让文人觉得很头痛。仇远后来用了沈氏的笔,不论兔颕还是羊毛,都耐得砚石磨砺,他马上作诗赋赠。

制笔的手艺是世代相传的。咸淳间(1265—1274)湖州笔工冯生制笔得截法,“圆不至软媚,劲不至峭直”,一支笔能写一万字。他去世后,其弟和孙渐变家法,但仍保持了他所制毛笔的韵度。在元人的记载中,沈日新、王伯纯、倪文宝、严子英等人都是世善制笔。书艺与制笔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善书的人往往不研究毛笔的制作方法,做笔的人又大多不解书趣,不了解书家的要求,因而笔工要做出让书家称心的毛笔殊非易事。那些粗通书法的笔工往往更容易成功,周权认识一位叫王子玉的笔工,此人能书,在拜访周氏时,曾“酒酣作字大如斗”。而李子昭因喜爱法书,颇知笔之工拙。他们所制的笔自然很受欢迎。

笔工常常向书家赠送毛笔,以换取对方的作品,如沈日新送笔给柯九思,柯氏觉得“笔妙能随意”,于是答应了沈氏索书的要求。倪瓒在一封书信中提及笔工温国宝派儿子送来新制的毛笔,他将这些毛笔分给同好,并希望他们各留三二件作品,以偿其所值。

为了扩大所制毛笔的影响,笔工千方百计争取文人的认可,尤其是那些以书鸣世的文人,他们的评价往往直接关系到毛笔的声誉。郑元祐记笔工温国宝之子曾持来行卷,开头便是揭傒斯的品题,在得到郑的题识之后,他又赶往杭州索求张雨的题词。笔工张进中所做的鼠须笔非常有名,为当时名家李雪庵、赵孟頫所称赞,赵曾赠之以诗。刘敏中以为得善笔不易,然善笔亦须有识货人,他说张进中的笔一支可敌黄金千两,如果有人认为他说得太夸张,那人肯定不是知音;若是王羲之再世,肯定会“三叫起舞龙走壁”。因为赵孟頫、刘敏中等人的鼓吹,张进中笔名满天下。当然许多文人的鼓吹很可能是违心的,沈梦麟记赵孟頫名满朝野,当时笔家纷纷前来献技,以期得到他的认可。但他们做的笔其实形制相类,书不满卷已成秃翁。但赵氏从不言其短,因为这关系到工匠的养家生计。

京师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笔工要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必须奔走京师,设法为官府与文人赏识。很多笔工因为毛笔为馆阁所用,一夜成名。墨工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张之翰记王仲玄得制墨法,寓居大都不到三年,已经名动缙绅。而一位叫林松泉的墨工曾请求柯九思向朝廷引荐他。豫章墨工朱万初因奎章阁近臣的推荐,得到文宗的认可,赐奎章阁直长,可谓工匠之荣遇。临江墨工潘云谷至顺间(1330—1332)携所制墨到了京师,虞集很抬举他,一时名公益以为奇,所赠诗文不下数十篇。他亦颇为自重,曾经说:“吾墨不多得,庸富人欲高直求售,吾不辱吾墨,使屈见之。”

虽说有些工匠很爱惜自己的声名,匪其人则不能得其笔墨。但更多的工匠以利为先,他们大多挟一技游于名公间,得到认可之后,知名度迅速上升,产品供不应求,巨大的利益对他们有着深深的诱惑,于是他们开始粗制滥造,最终为人厌弃。在鲜于枢的记载中,刘远、李思温、冯应科都是这样的结果。中统初,刘远、李思温的笔天下闻名,善书之人往往非二家之笔不用。由于社会需求量太大,他们来不及亲手制作,便聚集群工,授以己意,让他们大量生产。再往后,毛笔的销售量越来越大,他们便将其他笔工的产品低价购入,换上自己的签题,以敷应市场需求。但好景不长,由于毛笔质量的下降,刘远与李思温的品牌在数年之后迅速消失。鲜于枢刚到杭州的时候,冯应科刚刚成名,三四年间技艺日进,毛笔价格日增,一支笔索价至为常笔的五倍。起初,他“买非其人拂袖行,但取赏音不论直”,但最终不能割舍如此丰厚的利润,于是走了刘、李的老路,很快也毁了牌子。这时又出了一位范君用,赵孟頫、郭天锡等人都曾有诗文相赠。有一次,他拿着赵孟頫的赠跋来见鲜于枢,并奉赠所制笔十支,鲜于枢试了试觉得很好用,认为冯应科盛年所制亦不能过。于是他以刘、李、冯三人“得于天,败于利”的经历相告,希望他诚实自爱,以成一世之名。

无独有偶,同样的情形在其他工匠身上也时有发生。至正五年(1345),上饶墨工魏景仁来京师已经三年,有大臣进献他所做的墨,得到皇帝的嘉赏。当时馆阁诸臣刚接到修三史的命令,需要大量用墨,于是将魏景仁的墨与他人所制杂在一起,作字列试,以定优劣。魏景仁墨虽不及古人,但远出凡工之上,于是馆臣争相购买,那些好古之人,甚至将之当作文府珍玩。由于技艺精妙,魏景仁上被恩宠,下收善价。这时宋褧告诫他说,医卜、百工、伎艺之人挟其能奔走京师,一开始总能竭其才能,精其技术,希望能有所知遇。但他们一旦得到赏识,便志骄心怠,“怠则业荒,骄则誉丧”。他希望魏景仁能溯考古法,做出更为精美的墨来回报所受到的际遇。然而利润始终是工匠们最为关心的,他们很难按照文人的意志来行事,因此笔墨工匠尽管有的能世其祖业,却很少持续几代保持良好的声名与品牌。于是一代有一代之制作,一代有一代之名工。■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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